《連線》：愛德華·斯諾登不為人知的故事
美國《連線》雜志近日刊登封面文章，細致披露了該刊對“棱鏡門”揭秘者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的獨家采訪過程，并詳細還原了這位全球“頭號通緝犯”決定揭露驚天內幕前后的心路歷程。以下為文章全文：
神秘人物斯諾登
一條消息發送到我的“純凈電腦”上，那是一臺MacBook Air，上面只裝了一個復雜的加密軟件。“計劃有變。”我的聯系人說，“下午1點到XXX酒店大廳。帶上一本書，等著ES找你。”
ES是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的簡寫，他堪稱當今世界的“頭號通緝犯”。9個月來，我一直在嘗試各種能夠采訪到他的辦法——我兩次前往柏林和里約熱內盧，并多次趕往紐約，為的就是與他的密友溝通，以便安排一次會面。在我渴望了解的諸多問題中，最引人關注的一個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斯諾登泄露了數十萬份絕密文件，披露了美國政府規模龐大的本土監控項目?
今年5月，我收到斯諾登的代理人、公民自由聯盟的律師本•維茨納(Ben Wizner)發來的郵件。他向我確認，斯諾登同意在莫斯科與我見面。在此后幾周的時間內，他抽出整整三天時間與我一起閑逛，一起聊天。自從他2013年6月到達俄羅斯以來，我成為了與他相處時間最長的記者。但我們約會的詳細信息依然被神秘的氛圍籠罩。我到達莫斯科后，對于他將在何時何地與我見面，完全沒有一點消息。但現在，當一切結束之后，所有的細節都可以公之于眾。
我住在莫斯科大都會酒店(Hotel Metropol)里，這座充滿想象力的沙色建筑,是俄羅斯帝國新藝術運動時期遺留下來的一件不朽作品。它建成于沙皇尼古拉二世時期，在布爾什維克1917年掌權后，它成為了蘇聯的“第二宮”。在這間餐廳里，列寧經常穿著厚大衣和高筒靴對他的信徒們高談闊論。現在，他的畫像仍然裝飾在酒店外面的一塊大匾上。畫中的列寧恰到好處地扭了扭臉，沒有直面與之僅隔一個街區的“新俄羅斯”——無論是賓利、法拉利，還是海瑞•溫斯頓、蕭邦，各種奢侈品在那里一應俱全。
在擔任調查記者的30年間，我曾多次住在大都會酒店。20年前，我在這里采訪了維克多•切爾卡辛(Victor Cherkashin)。那位克格勃高官曾經負責監督美國間諜阿爾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和羅伯特•漢森(Robert Hanssen)。1995年車臣戰爭期間，我再次入住該酒店時，我見到了尤里•莫丁(Yuri Modin)，這位蘇聯特工領導了英國臭名昭著的“劍橋五人”特務組織。當斯諾登竊取了美國歷史上最多的機密文件飛往俄羅斯后，華盛頓有很多人都指責他早已與俄羅斯特工串通一氣。但據我所知，這一指控沒有任何確鑿證據。
我承認，相似的經歷讓我對斯諾登心生好感。與他一樣，我也曾經效力于美國國家安全局(以下簡稱“NSA”)。我是在越戰期間為美國海軍服役時在那里任職的。之后，身為一名在法學院就讀的預備役軍人，當我偶然發現一個非法竊聽美國公民的項目時，便告發了NSA。我在“丘奇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針對該項目舉行的閉門聽證會上作證。在這個國會調查部門的領導下，美國在1970年代對情報濫用問題展開了徹底的改革。
最終，當我畢業后，我決定寫一本書，那也成為了第一本專門描寫NSA的書。曾經多次有人威脅要以違反《間諜法案》為由起訴我。這部1917年頒布的法律恰好也是美國政府起訴斯諾登的依據。(具體到我，那些威脅沒有根據，所以并未付諸實施。)自那以后，我又寫了兩本關于NSA的書。還在多本雜志上發表文章(包括《連線》雜志之前有關NSA的兩篇封面文章)，并出版了眾多書評、專欄和紀錄片。
但盡管如此，我卻從沒見過像斯諾登這樣的人。他是一個獨特的后現代告密者。自從他去年6月消失在莫斯科機場后，很少有人親眼見過他。但他卻始終活躍在世界舞臺上。只不過，他不僅沒有國籍，而且從不暴露真身。無論是在SXSW大會上接受采訪，還是領取各種人道主義大獎，他的笑容總會浮現在大屏幕上。在今年3月在TED大會上接受采訪時，他甚至更進一步，把自己的實時視頻圖像傳輸到一個小屏幕上，然后安裝在一個可以自由活動的機器人身上。有了這樣一套裝置，他就能在會場“四處走動”，與人攀談，甚至跟人合影。
這番景象似乎完全逆轉了小說《一九八四》中的情節：奧威爾筆下的溫斯頓•史密斯(Winston Smith)突然之間主導了大洋國的熒光屏，四處推廣加密技術，并且公開譴責“老大哥”對人們隱私的種種侵犯行徑。
當然，斯諾登對于面對面的采訪依然十分謹慎。在準備采訪內容的過程中，《華盛頓郵報》最近的一篇報道讓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那篇由格雷格•米勒(Greg Miller)撰寫的報道敘述了與聯邦調查局(以下簡稱“FBI”)、中央情報局(以下簡稱“CIA”)和美國國務院高官的日常會議內容，所有的與會人士都極度渴望將斯諾登“捉拿歸案”。一位官員對米勒說：“我們希望他能愚蠢地登上某架飛機，然后讓我們的盟友對那架飛機發出指令：‘你已進入我們的領空，馬上降落。’”可惜，斯諾登沒有那么蠢。自從他在俄羅斯消失后，美國似乎就失去了他的所有線索。
在前往約定的酒店采訪的路上，我盡力避免被人跟蹤。那家酒店地處偏僻，只能吸引很少的西方游客入住。我在大廳里找到一個地方坐下，面朝正門，然后打開一本事先約定好的書。很快，斯諾登就從我身旁經過。他穿著深色牛仔褲和棕色運動服，右肩上還掛著一個大號的黑色雙肩包。在我起身與他并肩同行前，他始終沒有看我。“你剛才在哪里?”他問，“我沒看到你。”我指了指著我的座位打趣道：“你跟CIA一起嗎?”他笑了。
進電梯時，斯諾登似乎有話要說，但一位女士突然闖了進來。所以，我們都默不作聲地聽著波薩諾瓦舞曲中的經典之作《Desafinado》，跟隨著電梯逐層上升。出了電梯后，他指了指一扇窗戶，那里可以俯瞰莫斯科的天際線——光鮮亮麗的摩天大樓已經徹底掩蓋了7棟巴洛克和哥特式建筑的光芒，當地人管那7棟建筑叫Stalinskie Vysotki，意思是“斯大林大廈”。
現在，他來到俄羅斯已經一年有余。他會前往沒人能認出他的當地的雜貨店購物，他甚至已經學會了一點俄語。這是一個生活成本昂貴的城市，它比紐約更干凈，但也比華盛頓更復雜。在這里，他的一舉一動都十分謹慎。今年8月，斯諾登的臨時避難許可將會到期。(8月7日，俄羅斯政府宣布向他授予延期避難許可，意味著他可以在俄羅斯再居住3年。)
走進斯諾登為采訪預訂的酒店房間后，他把背包、棒球帽和一副深色太陽鏡扔到床上。他看上去身材單薄，消瘦的面龐和一縷淡淡的山羊胡略顯憔悴——他的山羊胡似乎是從昨天剛開始蓄的。他戴著一副長方形的半框眼鏡，上面印著博伯利的商標。淡藍色的襯衫至少比他的身材大出一個號，寬寬的腰帶收得很緊，腳上穿著一雙Calvin Klein休閑鞋。總之，他看上去就像一個剛畢業的學生，滿懷真誠。
斯諾登對情報界所謂的“作業安全”十分重視。我們落座后，他把手機電池取了出來。我把iPhone留在了自己入住的酒店。斯諾登的聯系人反復警告我，即使關機，手機也很容易成為NSA的傳聲筒。對NSA各種監控伎倆爛熟于心，是斯諾登得以自由至今的法寶之一。另外一個法寶，則是避開美國人和其他西方人頻繁前往的地方。不過，當他出現在一些公共場所(例如電腦商店)時，還是會偶爾會有俄羅斯人認出他。每每此時，他都會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對他們說：“噓。”#p#
泄密者背后的秘密
盡管在全世界遭到追捕，但在我們一起喝可樂、吃披薩時，斯諾登似乎還是顯得既放松又樂觀。還有幾天，他就將迎來31歲的生日。斯諾登至今仍然懷有希望，期待著有朝一日能獲準返回美國。“我對政府說，只要是出于正確的目的，我愿意被關進監獄。”他說，“與個人遭遇相比，我更在乎我的國家。但我們不能讓法律成為政治工具，也不允許有人利用法律恐嚇人們放棄自己的權利，哪怕交易條件再好都不行。我不會同意這樣的交易。”
與此同時，斯諾登仍會時常在美國各地亮相，他的種種行為所產生的不可預知的影響，已經在他的祖國和世界各地產生了共鳴。然而，他所披露的那些文件，早已不再受他控制。斯諾登已經不再接觸那些文件。他說，他并沒有把這些文件帶到俄羅斯。文件的副本目前保存在三個組織的手中：First Look Media，那是一個由記者格倫•格林沃爾德和美國紀錄片制作人勞拉•波伊特拉斯(Laura Poitras)共同創立的組織，這兩個人也是這批泄密文件最初的接收者;英國《衛報》，在英國政府迫使其將文件副本的物理保管權(并非所有權)轉交給《紐約時報》前，他們也收到了副本;《華盛頓郵報》記者巴頓•吉爾曼(Barton Gellman)。目前的保管人幾乎不可能將這些文件交還給NSA。
這已經令美國官員陷入了無能為力的窘境，只能坐等更多機密信息的曝光、下一輪外交風波的興起，以及隨之而來的恥辱與羞愧。但斯諾登對我說，事情本不必如此。他表示，他其實曾經想讓美國政府了解他究竟偷走了哪些文件。在他攜帶文件潛逃前，曾經留下了一些數字線索，以便調查人員可以判斷哪些文件被他復制過，哪些文件只是被他“接觸過”。他希望借此向NSA證明，他的動機只是為了揭發內幕，而不是充當外國政府的間諜。這也可以幫助美國政府更好地應對未來的泄密事件，包括修改代碼和調整工作計劃，并采取其他措施來降低損失。
但他相信，NSA的調查人員并沒有發現這些線索，只是簡單地報告了他所接觸到的文件總數——170萬份。(斯諾登說，他拿走的文件遠少于這個數字。)“我猜到他們會焦頭爛額，”他說，“但我卻沒想到他們這么無能。”
在對斯諾登的這番表態作出回應時，NSA發言人瓦尼•瓦因斯(Vanee Vines)只是回復說：“如果斯諾登先生想要討論他的行為，那就應該在美國司法部里進行。他應該返回美國，面對他所遭受的指控。”
斯諾登懷疑，美國政府擔心這些文件中包含極具破壞力的內容——也就是文件的保管人尚未發現的秘密。“我估計，他們擔心文件里包含能徹底葬送他們政治生涯的材料。”斯諾登說，“政府的調查失敗，以及他們不知道究竟泄露了哪些文件，所以才不斷拋出哪些可笑的龐大數字的事實，都說明了一個問題：他們在評估影響的過程中肯定看到了一些驚天動地的內容。他們認為，這種威脅依然存在。”
然而，實際情況很有可能是：沒有人確切知道這些海量文件中究竟有什么內容——NSA不知道，保管人不知道，甚至連斯諾登本人也不知道。他不肯透露自己究竟是如何搜集這些文件的，但情報部門的其他人懷疑，他只是使用了一個網絡爬蟲，用它來搜索和復制所有包含特定關鍵詞或關鍵詞組合的文件。所以，其中的很多文件可能只是包含了一些高度技術化而且幾乎無法理解的信號參數和其他統計數據。
令問題更加復雜的是：某些號稱來自斯諾登的機密文件，或許并非真的是他披露的，而是源自另外一個以斯諾登的名義泄露信息的人。斯諾登本人堅決不肯回應這一問題。但除了拜訪斯諾登外，我還得以在多地毫無限制地查看了他從NSA偷出的文件。使用一款復雜的數字搜索工具對這些文檔進行過濾后，的確無法找到一些已經對外披露的文件，這使我認定：肯定還有另外一個泄密者。事實上，得出這一結論的不止我一人。格林沃爾德和曾經全面查看過這些文件的安全專家布魯斯•施奈爾(Bruce Schneier)都曾公開表示，他們相信還有另外一個泄密者在向媒體披露機密文件。
其實，在我到莫斯科采訪斯諾登的第一天，德國《明鏡周刊》就發表了一篇長文，講述了NSA在德國的運作狀況，及其與德國情報機構BND的合作情況。該雜志披露了一份NSA和BND于2002年簽署的《協定備忘錄》。《明鏡周刊》指出：“這并非來自斯諾登的材料。”
長期以來，外界都認為NSA監聽德國總理默克爾手機的消息來自斯諾登。但仍然有人懷疑，這其實是也是另外一名泄密者所為。在該消息曝光時，《明鏡周刊》簡單地將消息來源歸結為斯諾登和其他未具名消息源。如果其他泄密者在NSA內部，那對于這家情報機構而言，這絕不僅僅是又一場噩夢那么簡單——還將凸顯它在控制信息方面的無能。這或許也表明，斯諾登對美國政府大規模監聽計劃的頑強抵制，給這個情報部門內部的其他人帶來了啟發。
“他們的問題仍未解決。”斯諾登說，“他們依然忽視審查，他們還是有信息泄露，他們不知道這些信息來自何處，也不知道這些信息去向哪里。如果情況果真如此，公眾如何相信NSA能夠妥善保管我們的信息、我們的隱私數據、我們的永久記錄。”
波伊特拉斯是《明鏡周刊》系列文章的作者之一，這位電影制片人也是斯諾登最早聯系的記者之一。她的高知名度和在加密領域的專長，或許吸引了其他NSA泄密者，而斯諾登的文件則可以提供理想的掩護。與斯諾登見面后，我給波伊特拉斯發去了郵件，直截了當地詢問她是否還有其他NSA消息源。她通過律師回復說：“抱歉，勞拉不會回答你的問題。”#p#
首次公開成長歷程
就在我跟斯諾登一起在莫斯科的酒店房間吃披薩的那天，美國眾議院次踩下了NSA的剎車。他們以293比123的壓倒性票數，不再允許NSA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對包含數百萬美國人電子郵件和通話記錄的龐大數據庫展開搜索。“政府監控項目會在未經授權情況下，存儲和搜索美國人的隱私數據，它的廣度無疑已經令越來越令美國人感到驚慌。”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眾議員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說，“通過這份修正案，眾議院已經邁出了堅定的一步，關閉了大規模監控項目的后門。”
如果不是斯諾登，類似于這樣的眾多改革議案永遠不可能出臺。視線轉回俄羅斯，斯諾登回憶起他登機逃往香港的那一刻，此后，他就將披露自己的泄密者身份。但彼時，他自己也在擔心，為此承受的巨大風險是否值得。“我當時想，公眾可能只會聳聳肩，然后事情就過去了。”他說。然而，NSA的監控項目卻早已成為了引發全美關注的緊急問題。
美國總統奧巴馬親自處理這個問題，國會也出手干預此事，最高法院甚至也暗示將對未經授權的監聽項目采取行動。普通大眾多數也都傾向于縮減監聽項目規模。“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調查時所問的問題。”他說，“但如果你問問人們對我披露‘棱鏡’計劃的決定作何感想，有55%的美國人認同我的做法。由于政府一年以來始終說我是大反派，所以這種情況很不尋常。”(所謂“棱鏡”計劃，指的是一個允許美國政府機構從谷歌、微軟和雅虎等公司那里提取用戶數據的監控項目，也是斯諾登披露的最著名的監控計劃之一。)
55%這個數字或許有些言過其實，但夸張的程度不會太大。就在斯諾登泄密一周年之際，NSA局長基斯•亞歷山大(Keith Alexander)宣稱，斯諾登“目前正被俄羅斯情報部門操縱”，并指責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失”。最近，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也表示：“愛德華•斯諾登是個懦夫，他是賣國賊，他背叛了自己的國家。”但到了6月，美國政府似乎又刻意避免使用渲染成分過大的說法。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新任NSA局長邁克爾•羅杰斯(Michael Rogers)說，他正在“努力讓自己的性格變得專注而謹慎”：“作為NSA局長，我不會說‘哦上帝，天塌了。’這樣的話。”
斯諾登始終在密切關注公眾對他的印象，但他卻一直不愿談論自己。一方面是因為他天生羞澀，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不愿“把家人牽扯進來，并被人寫成傳記”。他說，他擔心分享個人信息會讓自己看上去很自戀、很自大。但他最擔心的還在于，他可能會因此在無意間偏離了自己的初衷，違背了自己犧牲舒適的生活而努力追求的目標。“我是工程師，不是政治家。”他說，“我不想登臺亮相。我害怕給這些人提供分散精力的機會，提供求之不得的借口來威脅、誹謗和貶低這樣一個極其重要的運動。”
但當斯諾登最終同意談論他的個人生活時，我們據此描繪出的畫像，并不是一個怒目而視煽動叛亂的人，而是一個嚴肅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但多年以來，他對自己的國家和政府抱有的美好幻想卻逐步破滅。
1983年6月21日，斯諾登出生在馬里蘭的郊外，那里離NSA的總部不遠。他的父親勞恩(Lon)從美國海岸警衛隊的一名普通士兵，逐步晉升為海軍士官長，那是一條艱難的道路。母親溫迪(Wendy)在美國巴爾的摩地區法院就職，姐姐杰西卡(Jessica)則成為了華盛頓聯邦司法中心的一名律師。“我的家人都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為聯邦政府效力。”斯諾登說，“我也希望走上同樣的道路。”他父親對我說：“我始終認為艾德是家里最聰明的人。”當斯諾登在兩次智商測試中的成績都超過145分時，他也并不感到意外。
小時候，斯諾登并不像其他孩子一樣整天看電視或做運動，而是深深愛上了書本，尤其是希臘神話。“我還記得，只要捧起這些書，我就會與它們一起消失好幾個小時。”斯諾登說，閱讀神話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塑造了他直面挑戰的性格，這些困難中也包括道德困境。“我認為，我正是從那時開始思考如何找出問題。也正是從那時開始，我意識到，衡量一個人的標準在于，他如何解決和面對這些問題。”他說。
在斯諾登曝光自己的泄密者身份后不久，有很多媒體都把重點集中在他讀完10年級后中途退學的事情上，暗示他不過是個沒受過什么教育的懶蟲。但他退學并不是因為品行不良或成績不佳，而是因為患上了單核細胞增多癥導致他將近9個月無法上課。但他并沒有留級，而是考上了社區學院。他從小就喜歡電腦，現在的熱情更是有增無減。他開始為一個自主創辦科技公司的同學工作。巧合的是，那家公司的經營場所就在米德堡，也就是NSA總部所在地。
當9•11恐怖襲擊發生時，斯諾登正在去辦公室的路上。“我當時正開車去上班，在廣播里聽到第一架飛機幢樓的消息。”他說。與很多有公德心的美國人一樣，斯諾登也因為那次襲擊受到了深深影響。2004年春天，隨著第一次法魯加戰役的爆發，伊拉克戰爭的地面站逐步升級，他主動提出參加美國的特種部隊。“在伊拉克、鋁管和炭疽這類事情上，我很相信政府的各種解釋——甚至是政治宣傳。”他說，“我仍然堅信政府不會對我們說謊，堅信我們的政府有著高尚的目的，堅信伊拉克戰爭會向他們所說的那樣，通過小范圍的定點打擊解放那些受壓迫的人們。所以，我想盡自己的一份力。”
斯諾登說，他很向往特種部隊，因為那里可以為他提供學習語言的機會。由于在能力傾向測試中表現優異，他被錄取了。但身體要求更具挑戰性。他在一次訓練事故中摔斷了雙腿。幾個月后，他就被除名了。#p#
接觸海量機密信息
離開軍隊后，斯諾登在一處絕密設施找到了一份“保安”工作，那份工作要求他通過高級忠誠度審查。他通過了測謊儀的測試以及嚴格的背景調查，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即將就此踏上情報工作的職業道路。在參加了情報機構的專場招聘會后，他被CIA錄取，任職于全球通信部門，在CIA位于弗吉尼亞州蘭利市的總部處理電腦問題。這實際上就是他從16歲就開始從事的網絡和工程工作的一種延伸。
“所有的秘密站點都會與CIA總部聯網。”他說，“我和另外一個人一起上夜班。”但斯諾登很快發現了CIA的一個最大的秘密：盡管它表面看起來是一家先進的組織，但實際的技術卻很落后。它的實際情況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好。
盡管只是這個頂尖電腦團隊的一個新人，斯諾登還是憑借出色的表現被CIA派往專為培訓技術專家設立的秘密學校。那其實是一個酒店，他在那里完成了大約6個月的脫產學習和訓練。訓練結束后，斯諾登于2007年3月前往瑞士日內瓦，那是CIA搜集銀行業信息的地方。他被安排進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拿到了外交護照，住進了湖邊的一套四居室公寓，還接受了一項不錯的工作，用于掩飾他的真實身份。
在日內瓦，斯諾登親眼看到很多CIA特工在道德上做出妥協。由于間諜的晉升速度取決于他們招募的線人數量，所以為了盡可能多招人，他們往往會用盡各種手段，根本不顧這些人究竟有沒有價值。他們會把招募的目標灌醉，然后將其關進監獄，再把此人保釋出來——讓那些人以為欠了他們的人情。“他們會通過一些極具風險的方式來招募線人，這些事情都會對線人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倘若被人發現，還會對我們的國家聲譽產生深遠影響。”他說，“但我們還是會這么做，因為我們可以這么做。”
斯諾登說，他在日內瓦認識了很多從心底反對伊拉克戰爭和美國中東政策的間諜。“連CIA的官員都這么認為，我們到底在干什么?”由于他的工作是維護電腦系統和網絡運營，所以比之前獲得了更高的權限，得以接觸到更多有關伊拉克戰爭的信息。知道的越多，內心就越痛苦。“那是布什當政的時候，當時的反恐戰爭很黑暗。”他說，“我們會刑訊逼供，還會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進行監聽。”
他開始考慮當個泄密人，但由于奧巴馬即將當選，所以他推遲了這一計劃。“我發現，就算是批評奧巴馬的人，也對他所代表的價值所打動。”斯諾登說，“他說，我們不會犧牲自己的權利。我們不會為了要抓住極少數的恐怖分子而改變我們自己。”但斯諾登還是失望了，他發現奧巴馬并沒有遵守自己的諾言。“他不僅沒有履行承諾，甚至徹底否定了這些承諾。”他說，“他走上了相反的方向。如果你因為一個人的承諾而把他選為總統，但他卻違背了選民的意愿，那么這對社會、對民主意味著什么?”
又過了兩年，這種希望幻滅的感受在他腦海里深深根植下來。那時(2010年)，斯諾登已經從CIA調到了NSA，接受了一份在日本擔任戴爾技術專家的工作——戴爾是NSA的主要承包商。自9•11以來，美國的情報預算大幅增加，NSA的很多工作都外包給了戴爾和Booz Allen Hamilton這樣的國防承包商。對斯諾登來說，日本的那份工作極具吸引力：他從十幾歲開始就一直想去日本。斯諾登在橫田空軍基地的NSA辦公室工作，在那個距離東京不遠的地方。他教給政府官員和軍官如何防范中國黑客對他們網絡發起的攻擊。
但斯諾登原本就已消失殆盡的希望進一步幻滅。在他看來，間諜通過灌醉銀行家的方式把他們招募為線人，已經十惡不赦了。而現在，他又了解到情報部門的定點清除和大規模監視計劃，所有的數據都會發送到位于世界各地的NSA監視器上。當美軍和CIA的無人機悄無聲息地把活生生的人，炸成遍地的尸塊時，斯諾登都能從屏幕上看到。他甚至開始感謝NSA的廣闊監控范圍：通過監控MAC地址(這是一種所有手機、電腦和電子設備都能發出的獨特識別碼)，便可以了解到每個人在一座城市里的詳細動向。
盡管對美國情報部門的使命逐漸失去信任，但斯諾登作為可信的技術專家的升遷歷程卻在繼續。2011年，斯諾登返回馬里蘭，在那里擔任了一年的戴爾技術專家，與CIA的工作人員共事。“我會與CIA的首席信息官、首席技術官和所有技術部門的主管坐到一起。”他說，“他們會把最棘手的技術問題告訴我，而我的工作就是幫他們解決問題。”
但2012年3月，斯諾登再次為了戴爾而調動，這次的工作地點是夏威夷的一個巨大掩體，他在那里擔任信息共享辦公室首席技術專家，專門解決技術問題。這個25萬平方英尺(約合2.3萬平方米)的“地道”原本是用來存放魚雷的，里面陰冷潮濕。
NSA龐大的監控能力和有效監管的缺失，都令斯諾登倍感擔憂。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擔憂更是有增無減。最令他震驚的一個發現是，NSA經常會定期把原始的私人通訊信息(既包括內容，也包括元數據)發送給以色列情報機構。通常來說，這樣的信息都會經過“最小化”處理，將姓名和個人身份數據刪除。但在這種情況下，NSA卻幾乎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保護美國人的通訊數據。其中包括數百萬的阿拉伯裔和巴勒斯坦裔美國人的郵件和電話。如果他們有親人居住在被以色列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就會因為這些通訊信息成為以色列的目標。“這太令人震驚了。”斯諾登說，“這是我們看到的最嚴重的數據濫用事件之一。”(這一行為去年已被《衛報》曝光，其消息源正是斯諾登披露的文件。)
另外一個驚人的發現則是一份來自NSA局長基斯•亞歷山大的文件。該文件顯示，NSA正在監視政治激進分子的色情內容觀看習慣。這份備忘錄稱，NSA可以利用這些“個人弱點”破壞這些批評者的名聲。該文件還列出了今后的6個目標人物。(格林沃爾德去年在《赫芬頓郵報》上發表了該文件的節選版。)
斯諾登對這份備忘錄感到震驚。“這就像FBI試圖利用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出軌逼他自殺一樣。”他說，“我們早在1960年代就認為這種事情是不對的。為什么現在還在這么干?我們為什么又卷入了這樣的事情?”
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參議員弗蘭克•丘奇(Frank Church)在發現了美國情報機構長達數十年的非法監控行為后，同樣感到無比震驚，并首次對外披露了這些行為。由此拉開了長時間的改革，隨后還出臺了《外國情報監視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斯諾登認為，彼時和此時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弗蘭克•丘奇認為當時的美國已經處在懸崖邊上”他說，“他擔心，一旦掉下懸崖，便再也爬不上來。而我們今天同樣擔心美國又一次處在懸崖邊上。”。就像當年的丘奇一樣，斯諾登也意識到，唯一拯救美國，避免政府繼續濫用職權的方法，就是將此事公之于眾。但斯諾登既沒有丘奇那么豐富的資源，也不具備他那么強大的權利。他只能秘密地實現自己的使命——這也是他在各種培訓中學到的一項技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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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莫斯科，日落總是很晚。從酒店的窗戶向外看去，鱗次櫛比的高樓留下的陰影逐漸將整座城市吞沒。但斯諾登似乎并不在意這次采訪被拖延到了傍晚。他還生活在紐約時間，為的是更好地與美國本土的支持者交流，并時刻把握美國新聞的最新脈搏。
通常來說，這就意味著他要隨時聽到批評者們的嚴厲抨擊。事實上，反對斯諾登從心懷不滿的情報人員，變成泄露機密信息的異見分子的，并不僅僅是政府官員。即使在是他最受追捧的科技領域，也有人批評他動作過快，放任危險信息的傳播。網景創始人、著名風險投資家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曾經對CNBC說：“如果你到百科全書里查查‘叛徒’這個詞，那肯定能看到愛德華•斯諾登的照片。”比爾•蓋茨(Bill Gates)也在接受《滾石》雜志采訪時發表了類似的評論。“我認為他觸犯了法律，所以我肯定不會把他當做英雄。”他說，“我對他沒有多少欽佩之情。”
斯諾登調整了一下眼鏡：他有一個鼻墊掉了，所以眼鏡偶爾會滑下來。他似乎已經陷入了沉思，回到了那個他做出決定的時刻，那個再也不能回頭的時刻。彼時，手握U盤的他已經意識到各種各樣的潛在后果，但他還是秘密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如果政府不代表我們的利益，那么公眾就要尋求自己的利益，揭發內幕為此提供了一條傳統的渠道。”他說這話時，表情嚴肅，語速緩慢。
NSA顯然從沒想到斯諾登這樣的人會給他們惹麻煩。斯諾登曾經在各種場合透露，他可以不受限制地訪問、下載和提取各種他感興趣的機密信息。除了最高級別的機密文件，只要獲得了NSA的絕密權限，并且能夠使用NSA的電腦，幾乎任何人都能了解NSA的監視項目細節，無論是雇員還是承包商，無論是二等兵還是將軍。
但斯諾登在夏威夷時的訪問權限卻遠不止于此。“我是夏威夷信息共享辦公室的首席技術專家。”他說，“我有權訪問所有內容。”
確切的說，應該是“幾乎”所有內容。有一個關鍵領域，他當時仍然無緣接觸：那就是NSA在全球各地開展的激進網絡戰。為了獲取這最后的一點秘密，斯諾登到NSA承包商Booz Allen擔任了基礎設施分析師。那份工作讓他獲得了罕見的雙重權限，可以同時查看本土和海外攔截的信息——這樣一來，他就可以把本土的網絡攻擊追溯到它們的源頭國。通過這份新工作，斯諾登獲得了海量的機密信息，了解到美國在世界各地的系統中植入的惡意軟件，以及竊取的大量國外機密。與此同時，他還可以證明，有大量的美國通訊信息“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被攔截和存儲起來，不必有刑事犯罪嫌疑，不必有合理的理由，也不無需具體的指向。”他一一搜集了證據，然后秘密地隱藏起來。
等到斯諾登2013年春天為Booz Allen工作時，他已經徹底醒悟，但各種各樣的機密信息仍然令他震驚不已。有一天，一名情報官員對他說，NSA的黑客部門TAO在2012年，曾試圖向敘利亞的一家大型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的核心路由器中植入一個后門，當時的敘利亞正在經歷曠日持久的內戰。此舉將幫助NSA截獲該國的大量電子郵件和其他互聯網流量數據。但那次任務卻出了問題，路由器發生故障，導致整個計劃失敗。那臺路由器的故障令整個敘利亞突然斷網——但公眾并不知道，一切的責任都應歸咎于美國政府。(這是該消息首次對外披露。)
在TAO的作戰中心，心亂如麻的政府黑客們經歷了沮喪的時刻。他們拼盡全力遠程修復那臺路由器，試圖隱藏自己的蹤跡，避免敘利亞發現他們植入的攔截軟件。但由于路由器癱瘓了，所以他們也無力解決問題。
幸運的是，敘利亞更關心的是盡快恢復全國的上網服務，而不是追查斷網的原因。而在TAO的作戰中心，原本的緊張情緒因為一句半真半假的玩笑而放松下來：“如果我們被發現，隨時都可以賴到以色列頭上。”#p#
走上“不歸路”
斯諾登在Booz Allen工作時，投入了大量精力分析可能來自中國的網絡攻擊。他的目標包括通常被人認為不受軍方關注的機構。他認為，這項工作已經超出了NSA的職權范圍。“我們對中國開展了猛烈的黑客攻擊已經不是什么秘密。”他說，“但我們越線了。我們還入侵了大學和醫院，以及純粹的民用基礎設施，而不是政府目標和軍方目標。這很令人擔憂。”
促使斯諾登走上“不歸路”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他逐步了解了NSA在猶他州布拉夫代爾市的一處龐大的絕密數據存儲設施的能力后，發現的一個秘密項目。那棟100萬平方英尺(約合9.3萬平方米)的建筑，在NSA內部被稱作“使命數據庫”(Mission Data Repository)，其數據存儲能力高達1 yottabyte，相當于500萬兆(quintillion)頁的文本。(據斯諾登介紹，它最初的名字叫“海量數據庫”，但由于一些員工認為這聽起來有些令人毛骨悚然，所以才改成了現在的名字。)每個小時，都有數十億的電話、傳真、電子郵件、電腦間數據傳輸和文本信息流經“使命數據庫”。有的只是匆匆流過，有的會短暫保留，還有的則會永久保存。
龐大的監控計劃已經夠邪惡了，但斯諾登還是發現了一個處在籌備階段新項目，那是一個有著“奇愛博士”風格的網絡戰項目，代號MonsterMind。這個首次對外披露的項目，可以自動尋找外國網絡攻擊的源頭。它能利用軟件不斷搜尋已知或可疑的攻擊所特有的流量形態。當探測到攻擊時，MonsterMind便可自動阻止其進入美國——用網絡術語說，就是實現了一次“追殺”(kill)。
這樣的程序早在數十年前便已存在，但MonsterMind軟件還新增了一項獨特的功能：它并不是簡單地在入口端點探測和追殺惡意軟件，還能在沒有人工介入的情況下，自動開火還擊。斯諾登表示，這便會引發很多問題，因為初期的攻擊通常都是通過第三國的無辜電腦發起的。“這些攻擊具有欺騙性，”他說，“例如，有人可以在中國發動攻擊，但卻能把攻擊源頭偽裝成俄羅斯。于是，我們最終可能會向俄羅斯的一家醫院還擊。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事情?”
除了有可能不慎引發戰爭，斯諾登還認為MonsterMind最終會對隱私構成威脅。原因在于，要讓這套系統發揮作用，NSA首先必須秘密獲取幾乎所有美國人從海外收取的私人通訊數據。“理由在于，識別這些惡意流量，并對其作出響應的唯一方法，就是分析所有的流量。”他說，“如果我們分析所有流量，就意味著要攔截所有流量。這就會違反《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也就是在未獲許可、沒有適當理由或沒有不當行為嫌疑的情況下，利用私有通訊信息。而且要全天候監控所有人。”(NSA發言人拒絕對MonsterMind、敘利亞惡意軟件或本文涉及的任何具體問題發表評論。)
由于NSA在布拉夫代爾建設了新的數據存儲設施，而且可能不慎引發戰爭，再加上下令對所有進入美國的通訊信息進行監控，斯諾登認為他已經別無選擇，只能拿上手里的U盤，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公之于眾。唯一的問題是，何時付諸實施?
2013年3月13日，斯諾登坐在他的辦公桌前，周圍擺滿了電腦顯示器。當他看到一條新聞報道時，他意識到，時機已經成熟。那條消息稱，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詹姆斯•克萊珀(James Clapper)對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稱，NSA“沒有故意”搜集數百萬美國人的信息。“我第二天在報紙上看到這條新聞，然后跟同事說，‘你能相信這些屁話嗎?’”
斯諾登和他的同事曾經多次討論過與NSA監控范圍有關的種種謊言，所以，他們對克萊珀的證詞幾乎無動于衷，這基本在他的意料之中。“這不只是默默接受。”他說。斯諾登稱之為“平庸之惡”——這個詞源自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對納粹德國官僚作風的研究著作。
“這就像溫水煮青蛙，”斯諾登對我說，“你接觸到一點邪惡，一點違規，一點失信，一點虛偽，傷害了一點公眾利益。你可以不在意，你可以為它辯護。但如果你這么做，就會產生‘滑坡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惡習會逐漸放大，等你在這種環境中生活15年、20年、25年，你就會見怪不怪了。那時，你會認為一切都是正常的。這才是問題所在，也正是克萊珀事件引發的深層憂慮。他把欺騙美國人當做他分內的事情，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他不會因此遭到懲罰，因為他之前就曾經被曝在宣誓的情況下說謊，但卻連一點輕微的懲戒都沒有。這暴露出整套系統以及我們的領導者存在的許多問題。”于是，斯諾登決定，在被活活煮死前，是時候從水里跳出來了。
與此同時，他也深知由此可能引發的可怕后果。“走出那一步真的很艱難。我不僅要有信仰，而且信仰要足夠的堅定，足以讓我愿意把自己置于水深火熱之中，甚至徹底毀掉自己的生活。”
但他感覺自己已經別無選擇。兩個月后，他拿著一個裝滿U盤的袋子，登上了飛往香港的航班。#p#
相信技術，別相信政客
我們第三次見面距離第一次已經過去大約兩周。那天下午，斯諾登來到我的酒店房間。我已經換了住處，最新的地點是與克里姆林宮和紅場隔街相望的國家酒店(Hotel National)。那是一個與大都會酒店類似的地標式建筑，俄羅斯的很多歷史都在它的門前逐一上演。列寧曾經住在這里的107房間，令人畏懼的前蘇聯秘密警察頭目菲利克斯•捷爾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幽靈，至今仍會在門廳里出沒。
不過，斯諾登最害怕的并不是俄羅斯的秘密警察，而是他的老東家——CIA和NSA。“如果真有人在監視我，他們肯定已經找到了一幫人，專門負責入侵我的電腦。”他說，“我認為他們沒有找到我的藏身地，但他們幾乎肯定監控了我在網上的言論。即使他們不知道你在說什么——因為這些內容已經加密——但他們仍然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包括你的交流對象，以及你的交流時間。”
不過，最令他擔心的，或許還是因為某個錯誤，導致他為之付出巨大犧牲的改革進程遭到破壞。“我不是在自我毀滅，我不想自我犧牲，然后把自己從歷史的記載中抹去。但如果我不冒險，就沒有贏的機會。”他說。所以，他總是在絞盡腦汁，試圖能領先追捕自己的人一步——他不斷更換電腦和電子郵件賬號。然而，他知道自己最終還是很容易被攻破：“我會有疏忽，而他們會借機黑掉我。這是遲早的事情。”
事實上，部分與他志同道合的人已經犯了一些致命的錯誤。去年，格林沃爾德發現他無法打開斯諾登發給他的大量有關GCHQ(相當于英國的NSA)的機密信息。所以，他讓自己的老搭檔大衛•米蘭達(David Miranda)從他們在里約熱內盧的住處出發，到波伊特拉斯那里取來另外一份副本。但負責安排行程的《衛報》定了一張通過倫敦轉機的機票。或許是GCHQ的監控網絡作祟，此事很快走漏風聲，米蘭達剛一到達就被英國當局扣押，隨后遭到了9個小時的盤問。
另外，一個包含60Gb數據 (大約5.8萬頁文件)的移動硬盤也被沒收。盡管這些文件都通過名為True Crypt的復雜程序進行了加密，但英國當局還是從米蘭達身上找到了其中一份文件的密碼，從而破解了大約75頁內容。(格林沃爾德至今仍然無法獲得完整的GCHQ文件。)
斯諾登的另一個擔憂是他所謂的“NSA疲勞癥”——公眾逐漸對大規模監控項目的消息感到麻木，正如他們在戰爭期間習慣了傷亡數據一樣。“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只是數字。”他引用斯大林的話說，“正如侵犯默克爾的權利是丑聞，侵犯8000萬德國人的權利卻無人關注一樣。”
關于下一屆美國總統大選能否促成一些有意義的改革，他不抱太大希望。歸根結底，斯諾登認為我們應該相信技術，而不能相信政客。“我們有各種手段和技術來阻止大規模的監控，甚至完全無需任何立法過程，也不許要任何政策變化。”他說，答案就是強有力的加密技術。“通過一些改革措施，例如讓加密成為統一標準，在默認狀態下對所有通訊信息加密，我們便可阻止大規模的監控行為。不僅是在美國，在全球其他地方同樣適用。”
斯諾登說，在那之前，信息攔截事件還會不斷發生。“我們沒有看到結束的跡象。”他說。事實也的確如此，就在我們見面后幾個星期，《華盛頓郵報》就披露說，NSA的監控項目搜集的無辜美國人的數據，遠比其鎖定的外國目標的數據多得多。至今仍有數十萬頁的機密文件等待解讀——更何況，可能還隱藏著另外一個受到斯諾登啟發的泄密者。但斯諾登說，今后無論泄露什么文件，其中包含的信息幾乎都將變得無關緊要。“關鍵問題不在于還會有什么新消息曝光，而在于我們應該怎么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