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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不愿開放、能不能開放屬于政策層面的問題;能力夠不夠、體制機制如何保障，組織文化是否支撐屬于管理層面問題;數據好不好、數據質量控制、平臺體驗屬于技術層面的問題。這些都是中國開放數據的“一些經典問題”。

第17屆國際數字政府研究會議之“開放數據在中國”討論會在復旦大學舉辦。會上，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主任鄭磊作了主題為“中國開放政府數據的現狀和問題”的分享。

開放數據強調利用和再利用

鄭磊提出，所謂開放數據，具體而言就是要把開放進行到數據層，而不僅僅是經過加工分析后的信息層。

他指出，“開放”包含技術性開放和法律性開放，前者是指數據可以被機讀，可以被導入、下載和讀取，再被充分的利用和再利用，后者是指數據能夠不受限制地被明確允許商業、非商業的利用、再利用。“在技術和法律層面我們都滿足這個條件，才是開放。”他說。

開放數據的特點

針對當下人們對開放數據與信息公開的混淆，鄭磊指出，首先，開放數據需要開放到數據層，而不僅限于信息層;其次，開放數據不僅為了保證公民的知情權，還希望數據可被利用和再利用，從而創造社會和經濟價值。

目前，上海、北京、無錫等地相繼建立開放數據平臺，它們究竟做得如何?在梳理全球約10種評估指標體系后，鄭磊團隊建立了一個中國開放數據的評估指標，希望借此評估這些開放數據平臺。

鄭磊介紹，這種從政府端進行的評估包括三部分：在基礎層，包括經濟、社會、組織、管理、人員能力等方面的準備;在平臺層，包括平臺做得如何、用戶體驗如何，獲取數據是否容易等;在基礎層、平臺層之上的數據層，是真正開放出來的“干貨”，包括開放數據的數量、格式、標準等。

評價開放數據的三個層面

鄭磊補充道，國外的評估指標會評估供給端和需求端，但現在中國供給端才剛剛起步，需求端還沒有得到真正有價值的數據進行利用和產生結果，對需求端的評估也不容易開展，因此目前的這個評估框架還“不一定最***”，但能適用于當下的情況，它會隨著實踐的變化而變化。

真正的動態數據的比例僅為2%

中國開放數據做得如何?鄭磊團隊去年選取了北京、上海、武漢、無錫、湛江、寧波海曙、佛山南海、貴州等8個地方做了評估，今年正在對更多城市的開放數據平臺展開評估。

他們發現，各地的開放數總量和可機讀數據量相去甚遠。例如，截至今年1月，上海的開放數據總量達705個、可機讀數據量達691個，均列***，而很多城市雖然開放數據總量較高，但可機讀數據量卻只占很小比例。

部分城市的開放數據數量

而在數據更新方面，這些平臺平均只有13.25%的數據被標注為動態數據，但實際更新頻率卻更低。2015年，這些被標明為動態的13.25%的數據中真正按承諾實現更新的比例僅為17.2%，所以實際上真正的動態數據只有2%。

鄭磊總結，目前中國開放數據的總體情況是：開放數據總量低、可機讀率低、少動態數據、未嚴格符合開放授權。

他介紹，目前開放數據的協議并沒有明確的保證，有的平臺只說現階段免費，以后是否免費并未明確。

數據是權力和利益

為什么中國開放數據現狀的不理想，鄭磊認為有六大原因。

***，愿不愿意開放?數據是權力和利益，各部門可能因此而不愿意開放。還有部門則認為沒有必要開放，覺得自己是專家，“數據分析自己***大，你們能玩出什么東西，你們不懂”。

第二，能不能開放?政府在開放數據的過程中會遇到的一個難題是，數據是否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這些原則都有，但沒有明確界定。

第三，能力夠不夠?著手開放數據工作后，能不能真正做出來?能否有體制、機制、人員能力、資金的保證?“這些部門愿不愿意把數據開放出來，用什么機制保證?包括激勵機制、更新機制、人員能力建設等，都非常難”。

第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鄭磊指出，這是風險規避性的政府組織文化問題，“能不做就不做，讓別人先去做，別人做得差不多自己再拷貝，而不是積主動探索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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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組織文化問題

第五，數據在哪里?鄭磊認為，這是個政府內部數據的碎片化問題。很多時候，人力、財力都投入了，但數據因政府內部的碎片化而分散，散落在各個部門，政府既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數據，也經常找不到這個數據，也沒有數據清單，這就很難開放。

第六，數據好不好?有數據了，但是政府還不能確定數據的好壞。如果數據不好，那也不敢開放，開放后產生了負面的結果，政府是否需要承擔責任?這個是很現實的問題。鄭磊指出，政府當初采集這些數據是為了滿足內部需求，并非為了開放而采集，現在要開放出來還要花很多精力，更重要的是還不一定能保證數據質量。

鄭磊總結，上述六大原因之中，愿不愿開放、能不能開放屬于政策層面的問題;能力夠不夠、體制機制如何保障、組織文化是否支撐屬于管理層面問題;數據好不好、數據質量控制、平臺體驗屬于技術層面的問題。這些都是中國開放數據的“一些經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