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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月曉：多國央行開展數字貨幣試點，表明技術體系已基本成熟;數字貨幣的大規模運用是否做好準備?傳統貨幣進化到數字貨幣的道路仍很漫長。

文 | 華東師范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學術專家、研究員 胡月曉

2020年10月，深圳慶祝特區成立40周年之際，又新開展一突破性改革試驗——數字貨幣。盡管此次數字貨幣以紅包形式發放并僅有數天有效時間(10月12日-18日)，但卻開創了中國數字貨幣的落地。與海外一些國家只在金融機構間運用的數字貨幣試點不同，中國數字貨幣試點是直接面向普通居民的，為最具有實際應用意義的、廣義流通貨幣層次上的市場貨幣。多國央行先后開展數字貨幣試點落地，表明數字貨幣的技術體系已基本成熟，然而現代貨幣作為制度安排的產物，現代貨幣和信用制度體系并未為數字貨幣的大規模運用做好足夠的變革，傳統貨幣進化到數字貨幣的道路仍很漫長。

01、數字貨幣是傳統貨幣的進化，而非替代

有種觀點認為，隨著信息技術發展(區塊鏈、加密技術等互聯網應用技術)，數字貨幣將替代現金，實現M0層次貨幣的數字化，節約貨幣發行、運營和管理的成本。這種認識實際上是把數字貨幣當作了一種技術手段，是貨幣形式在信息技術下的進步。實際上，貨幣作為一種信用載體，是一種制度安排。從貨幣發展歷史可知，由貴金屬貨幣到記賬貨幣，銀行票據的紙幣化進程等，主要是貨幣制度安排演進的結果，并非貨幣載體技術的進步：并非鑄造技術進步使得銀圓和金幣取代了金銀條塊，以及紙幣防偽印刷技術進步而取代了金屬貨幣。在互聯網技術出現前，支票等票據交易制度安排就取代了紙幣，記賬貨幣就已普及開來。

可見，并非數字技術進步使得數字貨幣出現，并取代了傳統貨幣(紙幣以及與之等值互換的記賬式電子貨幣)。貨幣歷史清楚地表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安排，是人類交易安排制度的進步，起初這種信用安排要建立在貴金屬之上(至于為什么會選擇黃金、白銀，斯密在其《國富論》中基于人性等角度，有詳細說明)，后來貨幣信用統一演進到了基于國家主權信用，直到現在。從便利性、經濟相容性和穩定性等角度，這種信用安排形式是無可替代的，不論貨幣載體采用什么形式。

現行信用貨幣制度下的“傳統貨幣”(包括現金和記賬式電子貨幣)的一個缺點是：不可追溯性。經濟行為主體并不關心貨幣來自何方，每一個貨幣單位對持有者來說都是相同的，就如歷史上的每一個金幣都是無區別一樣(不考慮磨損);而現代經濟又是信用經濟，經濟和社會行為個體的誠信如何，對經濟和社會的運行效率有很大影響，在經濟、社會活動中，還經常需要對個體持有貨幣的來源做合法、合規等各種目的的求證確認。如果貨幣是具有可追溯性的，那么誠信社會就具備了制度上的運行基礎，這無疑是人類制度安排的一大進步!建立在互聯網信息技術之上的數字貨幣，無疑為這種人類制度安排的進步，提供了基礎和創造了條件。

因此，傳統貨幣要演進到數字貨幣，首先需要在現有信用貨幣制度安排上做改進，當前各國對數字貨幣的研究，仍然是基于技術的，對制度安排思考還未有綜合考慮——就現有實踐看，除了支付安排方面。而貨幣制度除了支付結算安排外，更為重要和基礎的還在于貨幣、信用的創造和管理。只有當兩種具有同樣制度安排的貨幣相互競爭時，才會發生一種貨幣替代另一種貨幣的現象，而這通常發生在國際貨幣領域，如在特殊時期美元對南美危機國家貨幣的替代。對一國貨幣而言，數字貨幣一定是脫胎于舊有貨幣體系的，因而是一種貨幣進化現象，不會發生舊有貨幣的替代，根本不存在對數字貨幣的“投資”，比如當前深圳剛嘗試的數字貨幣紅包和傳統貨幣，就是完全等價的。

02、數字貨幣和傳統貨幣將會并存較長時間

從形式上看，數字貨幣不可支取現金;不過隨著移動支付的普及，傳統貨幣的現金支取也日益縮小，相信隨著技術進步，現有信用貨幣制度安排下的現金也會逐漸消亡。不過，從實踐看，技術進步變化帶來的現金使用減少，抵不過經濟、社會變化對現金偏好變化的影響——2008年危機后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時代來臨，尤其是在負利率經濟體中，社會的現金偏好又上升，美、日等國的現金在貨幣體系中的比重呈現了平穩中偏升的態勢。這實際上是新形勢下的“流動性陷阱”表現，非常規貨幣政策(以QE為代表)帶來的超級寬松，刺激了經濟行為主體的現金持有偏好。由于數字貨幣是天然無現金社會，因而數字貨幣制度安排下，“負利率”的政策效果將大大得以強化，很有可能“流動性陷阱”將不復存在，因為你無法以持有現金形式對抗負利率!

然而，即使數字貨幣的技術準備已經完成了，由于信用安排方面的對應安排仍無進展，數字貨幣也難大規模推出。各國先后推出各種數字貨幣試點，以及民間的比特幣等代幣發展，實際上表明這種技術基礎已具備。就數字貨幣最大的技術進步——可追溯性——而言，實際上在現有的技術基礎上，現有貨幣的銀行等金融機構間支付安排可追溯性已很完備，足夠滿足經濟和社會管理的需要，即使是現金周轉，結合紙幣上的冠字技術，可追溯性雖不連續，也已具備時點連續性，即任何金融機構和金融自動器具上取出的紙幣，技術上都是可追溯的，每一張紙幣在金融器具或金融網點柜臺上交由誰，這是可以確認的。因此，現有貨幣體系并無發展為數字貨幣的迫切性。

另一方面，數字貨幣在信用創造方面、貨幣創造和回收方面，也未有一致性的認識和安排。現有貨幣體系安排下，央行創造基礎貨幣、商業銀行通過業務擴張創造出派生貨幣，經濟體系中的各種流通貨幣實際上是商業銀行創造的;信貸回收等商業銀行的縮表行為，則意味著貨幣的回收消亡。在數字貨幣安排下，各種層次貨幣到底由誰創造，怎么回收?比特幣由私人創造，并且是永生的，出生即永存;然而經濟運行需要流動的貨幣，需要貨幣規模有管理的變動。

從形式和實質上看，當前基于對現金替代的數字貨幣，更像是央行主導的移動支付安排;數字貨幣為移動支付領域，天然地植入了處于中心結算地位的央行，這對支付結算領域自然是一種技術和制度的雙重改進。由于移動支付和傳統支付(轉賬等各種電子匯劃系統)是并列互存的，移動支付作為新生業務，并不能取代傳統支付，因而數字貨幣和傳統貨幣必然將迎來長久的共存時期。

03、警惕資本市場上的數字貨幣概念炒作

貨幣首先是一種人類制度安排，當代貨幣都是主權信用下的管理型貨幣。比特幣等代幣顯然不具有法償貨幣的特征，實質上是一種網絡資產，它是具有價值，也有交易市場，但不是貨幣。

作為貨幣進化新階段的數字貨幣，本身就是貨幣，因此不能成為貨幣的投資對象——你不能以貨幣投資貨幣——數字貨幣和傳統貨幣兩者都是法償貨幣，且等價。

資本市場上發展出的“數字貨幣”概念，是認為數字貨幣體系發展，對數字貨幣發行、流通的技術支持，需要相關機具和系統的改造，因而存在著對相關設備和系統集成服務的需求，從而存在著對這些標的的投資機會。從數字貨幣演進的進程看，數字貨幣體系發展基于舊有貨幣體系，伴隨數字技術發展和制度安排的演進，而緩慢發展。因而基于數字貨幣體系進展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增長也將是緩慢和有限的，資本市場上實際上并不存在“炒作”的基礎和機會，更不能當做代幣來炒作，尤其是不能把數字貨幣本身當做投資對象。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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