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藥品市場、公立醫療服務的最大買單方，掌管著大約3萬億醫保資金，國家醫保局憑借戰略購買者的強勢地位，將健康大數據的互聯互通推進到史無前例的高度，這是中國醫療信息化30多年來各界難以想象的事情。

中國有13億多參保人、99萬多家醫療機構、50萬多家藥店、7600多家藥品生產企業、26000多家耗材生產企業。然而，長期以來，全國大約400個醫保統籌區都自建信息系統，健康大數據高度分散。筆者認為，數據互通共享，本質上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權力和利益再分配問題。隨著國家醫保局突破既得利益格局，健康大數據匯流顯得水到渠成，也值得其他行業和部委的數據治理借鑒。

在有的地方，醫保局不愿意將醫保管理數據匯流到國家醫保局。以省級醫保目錄增補為例，地方自由裁量權帶來更多地方保護現象、尋租腐敗風險。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內實現全國基本醫保用藥范圍基本統一，決策權上收也降低了數據上收的阻力。

在另一些地方，衛生、醫保主管部門爭奪平臺、數據主導權，分幾頭要求基層單位、醫療機構上報數據，數據標準也相互打架，基層陷入電子報表的汪洋大海。對此，國家醫保局秉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平臺思維，不干涉兄弟部門主管權，并推動數據采集從手動錄入轉為自動抓取，不讓基層成為“表哥表姐”而影響主業。

醫保局獲得的數據不止于醫保大數據，而是囊括醫療、醫保、醫藥乃至健康管理的海量大數據。對全國參保群眾而言，在新老平臺完成轉軌后，住院結算響應時間約0.8秒，性能平均提升3-5倍。在新冠疫情期間，武漢等地在“封城”期間，醫保局應急啟動網絡問診、送藥上門、醫保直報免墊付的“醫藥保一體化”流程，緩解了封控區居民足不出戶的常見病、慢性病復診用藥問題，背后就有強大的信息化支撐，值得在全國疫情重點地區推廣。

對醫保定點機構而言，有的醫院擁有“三本帳”，即應付上級檢查一本賬，單位員工大會一本賬，管理層內部一本賬。有的醫藥企業是“兩面人”，為拉高估值而向資本市場大談高利潤，為維護高定價而向醫保局大談高成本，但真實的研發、生產、流通成本卻是一本糊涂賬。隨著監管對象的海量數據與醫保信息平臺實現直聯，監管對象以數據黑箱、數據造假掩蓋欺詐騙保、醫療回扣、虛高費用等違法違規行為，空間將越來越小。今后，發現違法違規線索的方式也可能從內部人舉報、飛行檢查轉為大數據監測、數據工程師核查。

在數據不可得、不準確、不及時的情況下，醫改各方猶如黑暗森林中的獵手，陷入毫無安全感的貓鼠游戲。今后，隨著健康大數據日益公開透明、互通共享，一方面，強大主管部門擁有了更多的監察權、議價權;另一方面，也讓中國的醫改有機會從經驗決策有機會升級到循證決策、循數決策的全新階段，讓數據治理推進公共治理的優化。讓我們想象未來吧——

隨著大數據洞察到醫院的真實成本結構、臨床診療規律，醫保局分給各家醫院的醫保額度就不是靠醫保官員、評審專家拍腦袋，或是在歷史數值基礎上定同一個增長率，而是實現“一院一策”甚至“一科(室)一策”，精準分配報銷額度。

隨著大數據洞察到醫藥企業的真實成本結構，以及藥品上市后在患者全生命周期產生的真實世界數據，在國家集中帶量采購和國家醫保藥品談判中，醫保局就不需要盲目追求全國/全球最低價，而是綜合評估藥品的質量療效、社會價值、創新價值、患者滿意度，實現基于價值的定價。

長期以來，醫保更傾向于為住院醫療服務報銷，而醫院門診和藥店得不到足額報銷，社區病床、家庭病床模式更是難以報銷，原因就在于支付結算、智能監管系統無法延伸到更高流動性的患者、醫院以外的其他場景。筆者在參觀國家智慧醫保實驗室后感受到，隨著數據不可篡改的區塊鏈技術、綁定人體數據的智能可穿戴技術在醫保領域應用，社區/居家護理服務、虛擬現實(VR)心理治療設備的醫保支付也將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