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是一筆大生意。感應器、GPS跟蹤、數學建模和人工智能給企業帶來了大規模的實時市場洞察力，為監控、定位、衡量員工和顧客開辟了史無前例的新方法。分析公司高德納(Gartner)預計，采用大數據技術的公司將“在所有可測的財務指標上超過競爭者20%。”

大數據可能是“新的石油”，但我要提醒大家，不要把它當作一個新的信仰來崇拜。身處數據洪流之中，我們不僅失去了對商業的大局觀，還失去了部分人性。如果我們認為更好的生活就等同于更好的算法，還能留下多少創新空間?

我不是有數據恐懼癥，我擔憂的是純粹依靠數據。我不反對定量的測量方法，但我質疑它們作為商業表現、社會繁榮和生活意義等重要指標的權威性。

大數據有許多好處，不過我們還需要用“大直覺”來完善它。以下是六大理由：

大數據=老大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史蒂夫•洛爾把大數據看作美國管理學家泰勒的“科學管理”的傳承。泰勒主義的核心是業績表現，而如今我們開始衡量快樂感和幸福感、消費偏好、社交關系、體育活動、態度、情緒、情感、行為和身體機能——換句話說，我們在評測自己的生活。

當然，某種程度上說，“量化自身”的應用程序能讓人們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決定。然而，如此一來，我們就在自我改善這一想法的驅使下，把曾經私密的領域開放給了商業世界。

大數據不具有社會性。人類是社會動物。研究顯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友誼與婚姻，是快樂和自我實現的關鍵因素。我們的大腦有著關心的本能，我們的心臟和思想有著領會同類并與他們產生共鳴的驚人能力。我們能表現出同情，感受到情緒波動，察覺到非語言的細微暗示，容忍或擁抱，接受與拒絕，愛與痛，體會到我們所有的感受，做出不合理的舉動，喪失自制力。這些人性的關鍵特質受到了里昂•維瑟提爾所稱的“主觀數字化”的威脅。

最近的社會基因研究顯示，數字過載不僅降低了我們的生產力，還削弱了我們進化出的與他人交流的能力。

大數據造成小世界。道德感通過共鳴而增強。矛盾的是，在這個高度連接的時代，我們越來越需要面對一個挑戰：與想法、價值觀、信仰、信念和文化相異的人們交流。數字技術可以根據我們的偏好，為我們定制線上和線下的社交活動，我們越來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正如艾利•帕雷瑟所說的“過濾泡泡”。它通過智能算法，向我們提供熟悉的內容、文化和同伴，同時把這些東西直接砸入我們的舒適地帶。我們不“贊”與我們不同的人和事物，陷入了社會和文化上狹隘的惡性循環。

大數據讓我們更智能，而不是更有智慧。我們這個數據驅動的世界不僅變得更小，還變得更快。信息的實時傳遞促使我們不斷地立刻做出回應。道格拉斯•洛西科夫打趣阿爾文•托夫勒1970年的著作《未來沖擊》(Future Shock)的書名，將我們現在的狀態稱為“現時沖擊”(Present Shock)，他哀嘆，“一切不是發生在當下的事情日益遭到漠視，而一切被認為是發生在當下的事情又讓人應接不暇。”

數據可以迅速為我們提供信息，不過要快速做出意義深遠的決定，直覺是更好的工具。普拉薩德•凱帕和納威•拉裘在最近的一本書中力勸商界領袖進行“從智能到智慧”的轉變。他們的意見很中肯。擁有智能的公司和領袖依靠持續的反饋成長起來。智能很快，智慧卻很慢。擁有智慧的公司和領袖需要時間來實現轉變。

大數據(過于)明顯。“你只能管理你所測量到的”——真的嗎?金融危機已經證明我們對于所測量的事物管理得很失敗。失敗的兼并、失敗的產品發布、信譽危機、社交媒體的災難，這一切都證明，我們需要更好地管理那些我們無法測量的事物。

正如設計界的思想家羅杰•馬丁所言，領袖需要“兼聽則明”。評價21世紀的商界領袖，不再看他/她能排除多少不確定性，而要看他/她能忍受多少不確定性。

大數據不敵直覺力。數據也許能預測新問題，也許能找到已知問題的新解決辦法，不過只有人類的直覺和巧妙心思才能提出開創性的新想法。這是獨一無二的人類天賦——它遠遠超過解決一個問題，超過滿足某個功能需求的層次。

同樣的，如果我們量化所有的人際關系，就無法給人類的判斷力留下任何回旋余地。因為我們常常把對人們的感覺和他們的行為混合在一起，我們的判斷力比二進制數字更加復雜。它意味著我們可以對雙重行為有著更細微的評估和反應，我們可以選擇將失敗視為創新的先決條件。很難想象，如果我們喪失原諒的能力，如何還能朝著任何目標前進。

讓我們抵抗沖向數據的欲望，花時間沉住氣，必要時再加快步伐。讓我們允許自己不時從數據中解脫出來，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讓我們用數據來講述自己故事，但不要讓數據成為我們唯一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