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年司馬遷發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感慨時，斷然不會預知知識產權制度的出現，更不會預知此語同樣適用于知識產權領域。人類社會的矛盾無外乎兩種：一種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另一種是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而后者往往是由前者所決定。說明這一點并不困難，因為人類的生存所需要的自然資源是有限的，而人類的發展所造成的需求卻是***的。因此，對利益的追求與爭奪就構成了人類歷史長河永不落幕的畫面。而在網絡社會的今天，情況更是如此。

知識財富成為財產不是偶然的，其價值性和稀缺性是使其成為產權對象的內在根據;而社會認同和法律保護則構成了其外部條件。創造者和***的權利，都是人的基本權利，應該而且必須給予法律的保障。知識產權是歷史的產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始終體現了利益博弈和平衡。迄今為止，盡管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批評聲音不絕于耳，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的激勵作用遠遠超過負面效應。正因為如此，科學發明仍然源源不斷地被創造出來(當然，歷史上沒有知識產權制度保護時同樣有發明的產生)。但是，在對某一技術方案授予發明專利時，不得不考慮智力勞動與科技創新、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不得不為此設計相應的制度來平衡其中的利益關系。為此，專利法在決定授予一項發明專利時，該發明必須要滿足新穎性、創造性與實用性的條件。

暫且不論新穎性與實用性，判斷一項技術方案是否滿足創造性的要求，是將其與現有技術相比，要求該發明具有突出的實質性特點和顯著的進步。需要注意的是，在評價發明是否具備創造性時，審查員不僅要考慮發明的技術方案本身，而且還要考慮發明所屬技術領域、所解決的技術問題和所產生的技術效果，將發明作為一個整體看待。

為了判斷創造性，專利法引入“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這一虛擬的人作為評判創造性的判斷基準，對該技術人員來說，創造性意味著發明相對于現有技術是非顯而易見的;如果發明是該技術人員在現有技術的基礎上僅僅通過合乎邏輯的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試驗可以得到的，則該發明是顯而易見的，也就不具備突出的實質性特點，因而缺乏創造性。因此，需要要判斷要求保護的發明相對于現有技術是否顯而易見，通常按以下三個步驟進行：***，確定最接近的現有技術;第二，確定發明的區別特征和發明實際解決的技術問題;第三，判斷要求保護的發明對本領域的技術人員來說是否顯而易見(《審查指南(2010)》，第170-173頁)。

顯著的進步，是指發明與現有技術相比能夠產生有益的技術效果。例如，發明克服了現有技術中存在的缺點和不足，或者為解決某一技術問題提供了一種不同構思的技術方案，或者代表某種新的技術發展趨勢(《審查指南(2010)》第175頁)。

以上是判斷創造性的基本思路與方法。在以往宣告專利無效程序中，請求人往往訴諸新穎性、創造性、實用性等來主張訴爭專利無效。即使是審查員處理無效宣告請求糾紛，也離不開這些思路。尤其是對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的能力認定問題，這往往是一個法律問題，而非事實問題，其中可能隱含著審查員或者法官對專利授權標準的立場，其本質是基于專利法基本原則進行的利益平衡和價值選擇。(石必勝：《專利權有效性司法判斷》，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頁。)

近期發生的百度與搜狗之間關于“一種向應用程序輸入藝術字/圖形的方法與系統”發明專利無效宣告請求糾紛也是沿用這條路徑。在本案中，根據第30192號無效宣告請求審查決定書的結論，專利權人搜狗公司的大部分權利要求被認為缺乏創造性而被宣告無效。其中，對于技術啟示的認定，專利復審委員會在決定書中指出有關證據與權利要求存在不同，即“映射關系”的不同。但是，這種“映射關系”并非簡單的直接映射，而是在直接映射的前提下產生對間接映射的技術啟示。專利復審委員會認為涉案專利的相關權利要求確立的技術方案是容易想到的。筆者無意評論決定書的結論是否正確。但需要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專利權制度不僅平衡專利權人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同時也追求其對技術創新的保護和促進作用。在判斷創造性時，需要結合具體情況，充分考慮“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的認知水平和能力，不能以審查員或者法官的立場作為判斷基準。發明專利是技術與利益的交織地帶，法律作為介入者，稍有不慎，便可能跨越邊界，使利益失衡，從而阻礙技術創新的步伐。

當創造性勞動被視為一種知識產權融入生產過程中時，知識產權規范便給科學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促使科學的風氣發生變化：例如思想的公開、信息的共享、獲得獎賞的刺激以及科學的無道德性認識等等。同時，知識產權規范也開始控制科學創造活動：公開知識和交換思想不再受到追捧，因為它們可能與知識產權的主張相抵觸。這就意味著科學研究的方向必須通過知識產權來加以控制。

耶穌說過，讓愷撒的物歸愷撒，上帝的物歸上帝，其意指世俗權力與精神生活互不干擾，相互獨立。看起來，知識產權似乎屬于“陽春白雪”的精神世界，而實際上，知識產權不過是俗世洪流中的一部分“工具”而已。但是，知識產權法的勃興表明，至少有相當部分的國家的經濟無疑是需要依賴無形資產的生產和交換來維持的。知識產權的快速發展正屬于上層建筑的變革，是發生在某種社會經濟條件下生產力變化的重要依據。

知識產權不僅是一種新的事物，從更為廣義的視角來看，更是現今社會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根基。在如此至關重要的制度面前，法律對創造性勞動成果紛爭的解決將起到風向標的作用。而我們不禁要問，在技術與利益的關系天平中，究竟孰為上帝之物，孰為凱撒之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