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術對我們的時代意義獨特。過去10年間，在信息革命的推動下，國際關系的基本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信息似乎已滲透到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占據主導地位，以至于我們現今所處的時代經常被稱為“信息時代”，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和多變性，通常也被視為信息革命帶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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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網絡安全”的內涵

目前并沒有關于信息時代網絡安全的確切定義，我們可以列舉被它涵蓋的問題來充實這一概念的內涵。網絡安全首先包含“矛”與“盾”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攻擊活動，例如信息戰、網絡犯罪和網絡恐怖主義等;另一方面是自衛活動，例如信息保障和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CIIP)。這兩個方面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與信息基礎設施相關。信息基礎設施不僅包括相對容易掌握的物理設施，例如寬帶網絡、計算機、電視、電話等，也包括了同樣重要的非物質的、難以捕捉的(網絡)成分，如基礎設施中流動的信息和內容，以及據此產生的知識和提供的服務。因此，將信息時代網絡安全威脅限定為虛擬攻擊或事故并不正確，針對信息基礎設施的攻擊有可能是物理的，當然也可能來自網絡的黑客工具。

復雜多變并非這個時代的特色。和現在一樣，歷史上其他時代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也在挑戰那個時代個人與社會的適應能力，帶來各種新的“威脅”。新技術帶來的各類安全威脅無疑是引人注目的，但我們應當認識到，要分析信息時代的網絡安全威脅，一定要結合實際，充分了解當前技術和政策發展的原因和影響，而不是沉浸于對技術“失控”的假設中。

信息時代的網絡安全同信息技術的變革緊密相關。自20世紀末以來，網絡威脅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現代社會過度依賴不安全的信息系統，另一方面是網絡威脅的影響范圍在不斷擴大。信息通信技術成本下降，實用性增加，使用更加方便，這些變化推動信息通信技術大規模傳播和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中來。其結果就是人們的日常生活、工作、經濟運作和大量個人交往都越來越依賴于這些技術。如今還有很多網絡空間的行為主體并不愿意承認國家法律框架，而是想要隱藏在匿名的網絡空間中。網絡危險分子能力和影響范圍的不斷增長，對國家安全形成了較大威脅。由于他們破壞力強大，而且需要的工具簡單易獲取，只要略通黑客網絡技術的人就可以使用。

信息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得到了普遍關注

作為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網的核心一環，網絡的技術環境天然就是不安全的，因為所有連入了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的計算機都是這個網絡的一部分。所以從理論上說，所有連入網絡的設備都可能被攻擊和入侵。最初也正是對信息基礎設施的廣泛依賴，讓人們開始關注信息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最早出現的網絡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阿帕網(ARPAnet)，美國國防部設立了這個項目，目的是創建一個在核戰爭或自然災害損毀了大部分組件的情況下，依然能運作的，并且覆蓋全國的計算機網絡。在接下來的20年里，有所升級的網絡開始被學術機構、科學家和政府部門運用于研究和通信。但是在設計之初，所有構成今天互聯網的早期網絡協議都是開放靈活的，安全性并未被考慮在內。從1988年世界上第一個蠕蟲病毒誕生，到“沖擊波”“熊貓燒香”等，從物理層面到應用層面，網絡信息系統的脆弱性一次次引起世人的關注。

從計算機網絡最初興起開始，它就成為了現代社會的核心要素之一，甚至很多時候抽象意義上的網絡已經成為了現代生活的代名詞。計算機和電信的結合，再加上高級計算機系統、數據庫、電信網絡等在全球范圍內的普遍應用，使得電子信息隨手可及，并且將信息革命擴大到了當前的宏偉規模。

雖然上世紀90年代末互聯網泡沫的破滅曾一度為高科技狂熱降溫，但信息革命的工具依然在快速進化。一些專家認為，未來的主要技術趨勢包括自動化、移動性、微型化、全球網絡以及計算機和網絡的普及化，而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些趨勢將會帶來哪些安全問題。既然網絡威脅主要來自于對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的惡意使用，那么技術環境(現在和未來)的特點勢必會影響我們對威脅的理解。尤其是網絡領域破壞性事件的不斷增多，微軟操作系統的壟斷地位和這一系統持續存在的安全漏洞，都說明信息技術領域存在較為嚴重的安全問題。

網絡威脅具有不確定性

有的專家并不認同網絡威脅的嚴重性，在討論究竟何時會發生對社會造成實質威脅的網絡事件時，他們難以達成一致，尤其是在未知因素過多的情況下。首先，面對有預謀的攻擊時，各國關鍵基礎設施的易損程度目前還具有爭議。

要真正了解關鍵基礎設施面對網絡攻擊時的脆弱性，就需要一個更詳細的評估，包括測評每一個目標設施的冗余、正常故障率和響應率，核心功能對公共網絡的接入程度，以及臨界操作時的人力控制、監控和干預水平等。但這種評估往往不太容易實現，除了難以獲得數據以外，評估困難還因為單靠數據并不能創造臨界條件。基礎設施或服務的臨界值永遠不可能靠經驗數據提前測量，只能在危機發生以后，以規范流程進行事后獲取。

網絡威脅是難以理解和證實的，對這種威脅的分析方法需要建立在建設性心態和主觀本體論之上。有效的分析方法應當關注關鍵行動者們怎樣達成共識，并確定什么才是需要他們共同應對的安全威脅，而不是假設威脅是普遍存在并且客觀可測量的。要理解信息革命對國際關系和安全的影響，關鍵要看政策制定者和專家們怎樣看待技術環境的特點，以及它對國際安全的影響。

參與主體多元化是網絡問題復雜化的根源

互聯網的商業化加劇了網絡的不安全性。信息技術安全面臨了來自市場的阻力，對安全的投資沒有直接回報，產品上市時也不允許采取過多安全措施。因此，安全通常就成為功能的犧牲品。

今天，很多國家對權力的壟斷已被打破，大量非政府組織、社會團體和其他非國立的跨國網絡正在許多領域同國家力量競爭。政策制定的主體正在從單個變為多個，將主要利益相關者納入決策過程已是必然趨勢。

信息基礎設施保護政策的混合化正反映了參與主體的多元化。在網絡威脅領域，個人、企業或地區通常都會承擔維護“業務連續性”和保護國家乃至國際安全的責任。出于技術原因，提前應對潛在攻擊者非常困難，所以保護措施通常都注重預防最小化攻擊帶來的損失。除了對保護目標和保護方法的基本看法以外，各種利益相關者持有的不同概念和觀點也會影響他們的保護措施。無論是私營、公立還是二者混合，不同的組織并不一定總能就問題的本質達成共識。

信息時代的網絡安全同其他時代相比究竟有何區別?這個問題有一個簡單的回答，那就是：“如果我們認為有，那就有。”這里，我們指出了核心政策制定者們想法的重要性，并據此給出了這樣一種建設性的答案，即行為主體的想法和理解會對政策的制定過程起導向作用，并最終影響政府決策。因此，(國家、地區和國際)法律、協議和行為規范都會被政策制定者對威脅的理解所左右，所以它們對信息時代的網絡安全都有較大影響。不必要的“網絡恐慌”不利于應對威脅，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更多地從經濟和市場角度審視威脅，從而降低網絡安全問題所帶來的社會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