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公眾安全和個人隱私，這的確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了，最早在2016年FBI要求蘋果解鎖罪犯手機時，這個話題就曾引發熱議，一場公眾安全和個人隱私孰重孰輕的爭執至今也沒有定論。

關于這個話題，美國FBI與蘋果的解鎖爭端背后，牽涉到較為復雜的因素，比如恐怖主義、美國政治、技術發展等。在這些錯綜復雜、多種因素交織作用的事件背景下，FBI和蘋果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十分犀利。在《國家安全與公民隱私權的沖突與平衡》一文中，作者明確點明兩者之間的沖突在本質上是“新技術語境下政府與技術公司就公民信息搜查、獲取、監控問題上持久以來矛盾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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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將目光拉回到近期被一場新冠病毒疫情席卷的中國。病毒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健康，傳播的速度讓人們恐懼，這已然不是一個人或者一個群體能解決的難題了，需要面臨威脅的群眾來共同努力。

從外地返鄉的人群、復工的人群等等，遇到的最常見的要求就是進行個人信息登記，嚴控患者和疑似患者的人員流動，以減輕病毒的傳播和感染。可是這些“上交的個人信息”流向何方?人們卻一無所知，焦慮擔憂亦隨之而來。

疫情風險直擊公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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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春節以來，這場新冠病毒疫情在國內爆發，人們紛紛感嘆能否“重啟這個2020年”。截至3月9日，目前確診病例已達17721，國外確診病例也在不斷攀升，影響范圍仍在不斷擴大。鐘南山預測這場疫情將擴散升級為全球疫情，將持續到6月份。

目前，多國已進入緊急狀態，甚至有些國家直接封國。疫情波及的影響程度和廣度，讓人不寒而栗。在疫情爆發的環境背景下，公眾安全關乎所有人的利益，大家面臨著同樣一個困難、一個挑戰。致命性冠狀病毒的可怕在于，它的傳染性強，且尚無特異性抗病毒藥物或疫苗被證實對人類有效。這一被世界衛生組織命名為“2019-nCoV”的新型冠狀病毒，來勢兇猛。

在這場抗疫戰中，公眾最大的對手是新冠病毒，需要抑制人員流動來對疫情進行防控，需要獲取個人的信息來進行疫情的排查，因此，個人的信息收集廣泛開展起來。可是，個人隱私信息的泄露也帶來了焦慮和恐慌，個人的隱私也像病毒一樣傳播出來。

隱私泄露暗藏“信息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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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又稱為私人生活秘密或私生活秘密，是指私人生活安寧不受他人非法干擾，私人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開等。

在疫情爆發早期，一份武漢返鄉人員個人信息數據包在網上廣泛傳播，內容包含數百人的姓名、身份證號等敏感信息。且不論是否為患者，因為個人信息的泄露就給他們帶來了傷害。的確，人們要防的是疫情，而不是武漢人民。

顯然，隱私泄露會帶來次生傷害。比如，上述事件中帶來的心理傷害，區別對待。其他更為客觀的影響，比如垃圾短信、廣告騷擾，更有甚者，引發潛在的犯罪風險，比如電話詐騙、金融詐騙、敲詐勒索、綁架等等。此外，有些地方利用大數據摸排人員時，也曾發生過多起隱私泄露事件。

事實上，近幾年的個人數據泄露事件層出不窮，各行各業，大到國家企業，小到個人。不管是外部的惡意攻擊，還是內部的人為疏忽所導致的，這個數字都在上升，愈演愈烈，頻頻見諸報端。而在這個特殊的時期，要防的不僅僅是“病毒疫情”，還有這場“信息疫情”。

緩和這場潛在對抗中的沖擊力

筆者認為，疫情期間的公眾安全和個人隱私之間有一股潛在的對抗力量。何以談“對抗”?在面臨病毒肆虐之時，不收集個人信息則對于疫情的防控十分不利。防控不利則直接威脅到公眾安全。但是，收集個人信息也會有隱私泄露的風險。兩者互相牽制，互相影響。

何以談“潛在”?和蘋果“解鎖門”事件相比，目前并沒有將兩者的矛盾集中在某個具體的點、具體的事件中，FBI和蘋果公司雙方代表的立場不同，在恐怖主義事件中的矛盾沖突十分劇烈。而目前國內疫情背后的公眾安全和一系列信息收集舉措背后的個人隱私，看起來似乎是相對溫和的，沒有較正面和直接的聚焦在某個事件中。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沖突完全不存在，是潛在的。

筆者認為在疫情的語境背景下，公眾安全和個人隱私存在矛盾，原因有三：

首先，如今人們對信息安全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數據泄露事件激增。數據的價值逐漸被發現，人們對數據泄露風險的關注度上升。據預測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數據總量全球占比將達20%，成為數據量最大、數據類型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即使在疫情這個特殊時期，人們對于個人信息的關注依然不會減弱，甚至更加注重個人信息的保護。近幾年的數據風險已經極大地提高了人們的數據安全意識，以適應這種風險環境。

其次，網絡空間環境的惡化，個人對網絡空間生態的信任感缺失。網絡暴力、人肉搜索、深度偽造、流量造假、操作賬號等行為，在不斷發展的網絡空間中屢見不鮮，網絡用戶的匿名性和隱蔽性特征讓網絡空間環境惡化。比如，根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社會藍皮書：201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顯示，青少年在上網過程中遇到過暴力辱罵信息的比例為28.89%，其中，暴力辱罵以“網絡嘲笑和諷刺”及“辱罵或者用帶有侮辱性的詞匯”居多，分別為74.71%和77.01%。各種疫情謠言、虛假信息甚囂塵上，個人對網絡空間信任感的缺失容易引發一系列的焦慮和擔憂，比如數據收集、網絡發聲等。

最后，疫情時期階段的特殊性，公眾的恐懼和焦慮被放大。按理說，因為恐懼病毒，個人信息登記以排查患者和疑似患者是更為理所當然的。然而，公眾對于信息登記可以理解且必須遵從，這并不會因此而減少人們對疫情的擔憂，同時又增加了信息安全的擔憂和焦慮，矛盾沖突依然存在且因為焦慮情緒而被放大。

其實，政府部門等也有在不斷出臺法規來規范疫情期間的信息收集行為，控制和緩解這種信息收集肆虐發展的勢頭。

比如，網信辦發布關于做好個人信息保護的通知，強調了為疫情防控收集的個人信息，未經授權不可用作其他用途。工信部表示，企業推出的疫情防控“健康碼”，要防止數據泄露和濫用，嚴格保護個人信息。

對于政府機構出臺的這些加強疫情期間的個人信息保護規定，是公眾安全和個人隱私之間沖突的緩和劑、調節劑，這些規定一方面控制了借疫情由頭信息收集的發展勢頭，另一方面也給公眾提供信任感，加強信息安全。

啟示

公眾安全和個人隱私兩者其實都很重要，但是在不同階段的優先級不同。兩者的優先級，不該是一成不變的，而應該是在動態發展中相互調節、相互平衡。在疫情這場抗擊戰中，個人信息在某種程度上需要為公眾安全作出讓步。但是個人信息安全本身是重要的，在數據泄露事件頻發的日常，數據隱私的保護迫在眉睫，其次生危害的影響力不亞于這場疫情災難，所以監管和治理也十分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