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罰標準也應“就高不就低”，采取零容忍態度，讓企業看到監管部門的整治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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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發布關于侵害用戶權益行為的App通報(2020年第三批)，天弘基金、去哪兒網、博時基金、華夏基金、賓果消消消、世紀佳緣、快狗打車、和訊財經、迅雷直播等58款App在列。

從工信部通報的情況來看，涉事App可謂“包括萬象”，理財、網約車、直播、旅游、網絡交友等等，這也說明，App肆意侵犯用戶隱私及其他權益絕非個案，而日益演化為帶有普遍性的行業潛規則。

其中，很多問題都是老問題，如私自收集個人信息、超范圍收集個人信息、私自共享給第三方、不給權限不讓用等，可謂是屢教不改。去年8月，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發布《互聯網應用收集個人信息基本規范》草案，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規范》明確了App收集個人信息應滿足的管理要求和技術要求，還列出了地圖導航、網絡約車、即時通訊等21種常用類型App可收集到的最少信息及使用要求。當用戶拒絕提供最少信息之外的個人信息時，App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該類型服務。《規范》還要求，對外共享、轉讓個人信息前，App應事先征得用戶明示同意。

時間過去了一年，但從目前情況來看不容樂觀。盡管工信部專項整治各類App侵犯用戶權益的行動已經多次曝光、約談相關企業，但不少企業仍存僥幸心理，導致這一問題常態化發生。

去年1月21日，法國政府以違反歐盟網絡隱私規范為由，對谷歌公司開罰5000萬歐元(約5700萬美元)，創下對單一美國科技巨頭開出此類罰款的最高紀錄。這是源于歐盟的《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DPR)，賦予主管機關對違規項目之全球營收祭出高達4%罰金的權力。這也就意味著，一旦互聯網企業觸犯該條例，將面臨巨大的經濟代價。尤其是處罰上限指向企業的全球營收，隨著互聯網企業年營收增加，罰款金額也就水漲船高，這一動態處罰標準，一方面改變了法律相對于互聯網發展迅速的滯后痛點，另一方面則形成足夠的威懾力，構建起讓企業不敢逾越的監管紅線。

App成用戶隱私慣犯，還在于現有處罰手段不夠讓其“肉疼”。某些企業往往從所謂“經濟人理性”出發，對盜用、濫用乃至交易用戶隱私、數據等權益所獲取的利益與所帶來的法律后果進行對比，一旦發現違法成本過低，就會將侵犯用戶權益異化為本小利大的穩賺生意，從而屢禁不止。

這種畸形的商業邏輯，表面來看是企業社會道德底線的喪失，本質上則是對法律的無視。而用一句常用比喻來說，如果法律沒有露出鋒利的牙齒，企業要么在沒有被發現違法行為之前為所欲為，要么即使被查處，也會因核心利益并不會受損而屢禁不止。

就此，我建議對于App要強化管理。首先，對App上線應有事先審查程序，如果查及開通了通向用戶隱私數據的“后門”，不僅要取締上線資格，而且要進行處罰，并對外公示。

而在App上線后，一旦發生侵犯用戶隱私等權益的行為，處罰標準也應“就高不就低”，采取零容忍態度，讓企業看到監管部門的整治決心。

更需要完善之處在于立法。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對于App侵犯用戶權益的力度還需強化，可否借鑒類似《一般數據保護條例》等國外經驗，罰款額度以企業營收總額為基礎，對違規企業的暫停乃至永久下架，設置更嚴格的啟動程序，等等，從而讓企業真正明白，法律是高墻，違法之舉是雞蛋，雞蛋撞上高墻的后果不堪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