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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5 日，美國國務院宣布將擴大“凈化網絡計劃”以保護美國的資產與安全，涉及運營商及其設備，應用程序商店，應用程序，云基礎架構和海底電纜 5 個領域，令人頗為關注的是，在應用程序和網絡云以及電纜系統領域，華為和 BAT 在內的中國企業成為針對的對象。

有分析認為，該計劃每個項目直接針對中國公司，是為了針對中國而設。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在互聯網領域與中國劃清界限，使其完全“干凈”。

近日，復旦大學發布了《清潔網絡計劃與美國數字霸權》的分析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分析了美國的清潔網絡計劃，同時指出了美國數字霸權對國際相關產業帶來的危害。

一、美國清潔網絡計劃的本質

美國的清潔網絡計劃是基于國家主觀戰略和需求的行業基礎戰 略，這種判定不是對技術本身進行客觀判定，而是以技術來源方的身 份屬性作為主要判定標準。這種帶有主觀色彩的意識形態偏見的做法 違背產業規律，將會嚴重擾亂全球產業鏈。

從本質上來說，清潔網絡計劃是美國維護其數字霸權的關鍵舉措，是在信息產業以供應鏈安全 為由設置的非關稅壁壘，其最終目標是維護美國的數字霸權。

需要指出的是，清潔網絡計劃是美國在對中國網絡產業長期研究和深度解剖基礎上提出的精準打擊策略，是在中國互聯網產業對美國數字霸權形成挑戰的背景下，所采取的一種非常態化的手段，其核心特征，就是嘗試顛覆性地重構規則，迫使各方以意識形態等非技術因素進行重新站隊，繼而扭曲和干擾全球市場的正常秩序。

華為、中興等中國企業不是第一批受害者，在此之前，日本的東芝、法國的阿爾斯通、空中客車等，無論其所在母國與美國的關系如何，均因自身在相關行業取得的成功，而遭遇來自美國的霸凌和打壓。

美國此次制訂清潔網絡計劃對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企業的打壓是美國霸權行徑的自然延續。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今天，中國成為了美國的針對對象。在未來，如果其他國家與美國存在類似的戰略競爭，美國很有可能對其他國家采取同樣的措施；甚至在某種極端情況 下，如果此類行為模式未能得到有效的矯正繼而獲得了某種事實上常態化的認可，即使沒有形成戰略競爭的局面，只要美國不滿意自身在相關產業所獲得的收益，就可以用類似的方式，通過施壓來獲取額外的收益。

二、美國的經濟霸權與數字霸權

根據美國的設想，實現其數字霸權最理想的方式是聯合盟友在底層掌握對于網絡的控制權，進而通過美國的高科技企業以提供互聯網服務的方式在各國滲透，在云端進行數據控制，最后通過掌握的數據與情報網絡一起組成協同平臺，實現其數字霸權并服務于自身國家利益。美國的數字霸權建立在美國的經濟霸權基礎之上，兩次世界大戰幫助美國實現其經濟霸權，并一直保持到現在。

1、美國通過兩次世界大戰建立其經濟霸權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非參戰國，美國通過售賣軍火迅速積累了大量財富。

戰爭時期，政府暫停反托拉斯的行動、推動科學研究進步，以及鼓勵軍售等舉措間接地為戰后新興技術產業的脫穎而出奠定了基礎。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已從曾經的負債累累一躍而成為各國的債主，從資本輸入國變為資本輸出國，從債務國變成了債權國。

1920 年，美國開始步入工業化中期階段，這也是美國正式取代英國，成為世界新霸主的重大轉折時期。1939 至 1945 年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又為美國帶來了一次經濟增長的良機，這次戰爭對于美國財富增長的影響程度之深、影響范圍之廣都是史無前例的。

二戰結束時，美國的 GDP 已是英國的 10 倍，其黃金儲備為 200 億美元，幾乎占當時世界總量(約 330 億美元)的三分之二。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美國根據“租借法案”向盟國提供了價值 500 多億美元的貨物和勞務。黃金源源不斷流入美國，美國的黃金儲備從 1938 年的 145.1 億美元增加到 1945 年的 200.8 億美元，約占世界黃 金儲備的 59％。

美元的國際地位因其國際黃金儲備的巨大實力而空前穩固。這使得美國可以建立一個以美元為支柱的有利于美國對外經濟擴張的國際貨幣體系。 

1945 年 12 月 27 日，在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的所有國家中，二 十幾國代表在《布雷頓森林協定》上簽字，正式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和世界銀行。從此，開始了國際貨幣體系發展史上的一個新時期。 

布雷頓森林體系以黃金為基礎，以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 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則與美元掛鉤，并可按 35 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向美國兌換黃金。它使美元在戰后國際貨幣體系中處于中心地位，從此，美元成為了國際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國的主要儲備貨幣。 

二戰臨近結束之時，美國就開始在各個領域建立國際機制，填補英國霸權崩潰造成的真空，建構自己的霸權體系。

在經濟領域，美國主導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關貿總協定 (GATT，即后來的世界貿易組織 WTO)等賴以控制和管理世界經濟的國際機制，打造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 

1945 至 1969 年，美國在這一時期登上了資本主義世界的高峰。 以原子能技術、宇航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發展為標志的新科學技術革命在美國興起，推動美國經濟高度現代化發展。

此外，美國現代企業組織、國家和國際壟斷組織均實現了新的發展，同時跨國公司也迅速崛起。得益于上述條件，美國成為高度現代化的超級大國，并開始向后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轉化。

以核能、計算機以及空間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推動著全球供應鏈的轉移，使美國成為全球供應鏈 的核心。

2、美國數字霸權的建立以經濟霸權為基礎

美國的經濟霸權助推了其數字霸權的建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美國在資源配置、技術標準、內容生成等方面都處于壟斷地位， 其對于網絡資源分配以及產業鏈關鍵環節的主導權，構成了美國數字霸權的基礎。

目前，包括操作系統、芯片設計、軟件等在內，全球互聯網產業鏈上的每個關鍵環節基本都被美國所主宰。憑借其在網絡產 業鏈關鍵環節的主導權，美國在網絡空間擁有了絕對的優勢，進而使美國可以在全球開展不受節制的大范圍竊聽和監聽，以實現自身的數字霸權。

此外，美國還通過制定全球通用的互聯網技術標準，掌握通信領域的控制權。

最后，美國通過制定網絡空間國際規則，使美國的霸權政策合法化。從奧巴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國不斷提高網絡在國家安全中的地位，出臺一系列網絡空間戰略，鞏固其網絡空間主導地位，維護其網絡霸權。

清潔網絡計劃與美國一系列網絡空間國家戰略一脈相承，是當前新時期美國為維護其全球數字霸權而利用國家力量強制進行的努力，是美國網絡霸權戰略在數字行業領域的體現。

冷戰結束之后，美國一方面憑借其超強的軍事能力鞏固其在政治和安全領域的霸權；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的深入開展，美國主要依靠金融、技術和法律制度護持其在經濟領域的霸權地位。

三、美國習慣于通過打壓競爭性企業維護其經濟霸權

由于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客觀規律，總會有包括美國的盟友在內（20 世紀 80-90 年代的日本、西歐大國）的其他國家及其代表性的跨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與美國競爭，甚至威脅到美國的主導地位。對于這些競爭者，美國會通過金融、技術和法律三種手段進行嚴厲的打壓。

金融方面主要是利用美元霸權的優勢地位，實施獨特的金融制裁，將相關企業列入制裁名單，迫使其無法使用美元進行交易結算；

技術方面包括出口管制禁令，以及通過切割或重組供應鏈，掐斷企業生命線；

法律方面，美國起初依賴以 WTO 為代表的國際多邊制度， 但隨著其他國家實力不斷增強，對 WTO 法律和程序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美國開始認為國際制度效率低下，但本質問題是伴隨其他國家的崛起，美國逐漸失去了對國際多邊主義平臺事實上的有效控制，因此美國開始退回雙邊和單邊的框架，頻繁使用包括 301 調查在內的國內法律程序，借助長臂管轄和實體清單等各種政策工具的不同組合，使 “合規問題武器化”，“貿易和技術問題政治化”，并最終發展出了習慣性的“安全化”處置方式，即將上述問題全部人為建構成所謂國家安全問題，繼而采取更具主觀性和隨意性的方式，來護持美國的霸權地位。

1、利用美元支付體系為核心表征的金融霸權工具對相關企業進行制裁和打壓

單邊金融制裁是美國最強有力的武器之一。這種制裁之所以具有直接的強制性，主要是憑借美元在全球商品、資本交易中的核心地位， 其具體實現路徑是通過以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為主的美元跨境資金清算系統與跨境金融基礎設施來進行。

SWIFT 成立于 1937 年，目前已經為全球 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11000 多家機構提供安全訊息服務和接口軟件。作為以美元主導的國際清算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任何在全球廣泛開展業務往來的個人、企業組織和國家等都無法避開 SWIFT，而且美國還可以利用 SWIFT 組成的金融交易網絡，通過相關金融數據精確識別制裁目標并制定制裁手段，實行動態監管以保證制裁效果。

以美國對“北溪 2 號”項目的制裁為例。

“北溪 2 號”是俄羅斯與歐盟的天然氣合作項目，目標是通過波羅的海和德國，每年向歐盟國家提供 550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

2019 年 1 月，美國駐德國大使格雷內爾警告德國企業，并指出：“‘北溪 2 號’將使烏克蘭的安全和政治地位下降，導致俄羅斯介入干預烏克蘭沖突的風險上升。此外，歐盟也會因此產生對俄羅斯能源安全的依賴性。所有參與相關項目的企業必須要明白與之相關的企業聲譽損失和可能受到的制裁。”

為了打消烏克蘭的顧慮，俄羅斯、歐盟和烏克蘭三方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舉行了天然氣問題談判，并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達成一致。 然而，就在次日，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簽署通過《2020 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對參與“北溪 2 號”項目的施工建設方實施制裁，但美國的這一舉動遭到德國的強烈反對。

因為美國希望對歐洲出口液化天然氣，如果“北溪 2 號”項目順利實施，美國在歐洲的液化天然氣市場將被俄羅斯取代，美國的經濟利益將受損，美國在歐洲事務上的話語權也會降低。

2、通過出口管制禁令達到癱瘓乃至切斷供應鏈的效果以實現對企業的極限施壓

發布出口管制禁令，達到癱瘓乃至切斷供應鏈的效果，繼而實現對目標企業的極限施壓，是美國維護其經濟霸權的第二種常見手段。

二戰后美蘇冷戰時期，為防止蘇聯陣營發展高端武器，在美國提議下，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等 17 個國家于 1949 年 11 月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限制成員國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戰略物資和高技術。

蘇聯解體后，巴統于 1994 年 4 月 1 日正式解散。2 年后，以美國為主導的《瓦森納協定》在奧地利維也納簽署，繼承了巴統的禁運政策。該協定成為美國對異己國家高技術產業發展進行圍堵和打壓的重要手段。通過出口管制禁令癱瘓乃至切斷供應鏈的方法常常在其他國家企業威脅到美國的技術領先優勢時被使用。

典型的案例是日本“東芝事件”和歐洲“空客公司監聽案”。

美國和日本在 20 世紀 80 年代在高新技術領域競爭激烈，1987 年，東芝集團旗下的東芝機械被揭露偷偷向蘇聯出口降低潛艇噪音的數控機床。隨后，美國發起了對東芝機械公司的調查以及對日本的經濟制裁。

1985 年美國半導體協會（SIA）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提起有關日本半導體企業傾銷的訴訟，由此美國對日本電子產品發起了 301 調查。

1986 年美國與日本簽訂《美日半導體協議》，要求約束日本的傾銷行為，限制日本半導體對美國的出口， 并鼓勵日本將美國半導體產品的市場份額增至 20%。

1991 年第一個為期五年的《美日半導體協議》到期，美日又簽訂了第二個五年協議， 同時進一步擴大美國半導體產品在日本的市場占有率。之后，美國半導體企業逐漸恢復市場競爭力，于 90 年代中期超越日本半導體企業的全球市場占有率。

“東芝事件”表面上看是一起由違反巴統出口管制規則而引起的美日貿易摩擦，但日本東芝機械公司并不是唯一的交易方，挪威國營軍工企業康斯伯格公司也牽涉其中，兩家公司聯手完成對蘇聯的數控機床出口。雙方的合作使得這一違反出口管制的問題成為多國貿易問題，但美國卻將矛頭直指東芝機械公司。這表明美國的意圖絕不僅僅是為了維護巴統的禁運協議，更是為了保住自身在高新技術產業的領先地位。

作為核心戰略產業，半導體產業是衡量一國科技領導力的重要指標。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的半導體產業在世界范圍具有絕對統治力，在世界市場中占有 60% 的份額，而當時日本半導體產業遠遠落后于美國，其世界市場占有率約為 15%。

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日本的半導體產業飛速發展，到 1982 年已占有 35% 的世界市場份額，威脅了美國在半導體產業的統治地位。

1983 年美國商務部的報告指出，在五大高新技術領域中，美國目前只在飛機制造、 航空航天技術領域仍然保持著領先地位，而在半導體技術、光纖技術、 智能機械技術領域落后于日本。

日本半導體產業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飛速發展挑戰了美國在先進技術上的領導力，因而受到美國的調查與制裁，被迫通過與美國簽訂半導體協議的方式，一方面減少對美的半導體產品出口，一方面保證美國半導體企業的在日本的市場份額。

這些行為背后反映了美國對自身經濟霸權的護持，尤其是面對自身技術優勢的相對衰落時，美國通過加征關稅和簽署協議等方式，限制日本電子產品的出口和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美國就“東芝事件”對日本展開貿易調查與經濟制裁的時間線，正與日本半導體產業騰飛的時間脈絡重合，由此可以窺見美國在“東芝事件”背后的真實意圖。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對日本半導體行業的打壓方式，就是摧毀日本半導體行業的成品制造能力（當時是內存條為代表的成品），然后迫使日本轉向配件化的制造業上端移動，生產諸如光刻膠之類的配件。 

這種移動看似伴隨技術進步，但在國家層面上意味著日本以及日本相關企業在全球產業體系中的地位被大幅度邊緣化，失去了自主性，只有在配合美國的產業鏈封鎖或者排擠戰略時，才能真正發揮實質性的作用，否則只能在日韓之間的有限度爭端中起到有限度的作用。

3、利用國內法律程序、長臂管轄和實體清單等對企業進行打壓

美國為維護其經濟霸權經常采取的第三種手段是利用其國內法律程序、長臂管轄和實體清單等對企業進行打壓。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這種打壓主要面向日本和歐洲企業。

日本計算機產業在上世紀 70 年代迅速崛起，威脅到美國原有的主導地位，1982 年，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線人謊稱擁有 IBM 計算機最新技術，使用釣魚執法的招數，誘使日本日立與三菱電機的員 出錢購買。等兩公司拿到相關圖紙后，FBI 迅速逮捕了 6 名“商業間 諜”，還對 12 名日本員工發出通緝令。日立和三菱電機不得不與 IBM 締結了技術使用費的支付合同，僅 1983 年，日立公司就支付了約 100 億日元。 

近十幾年來，美國司法部在反海外腐敗、違反制裁的偽裝下，通過起訴歐洲高科技公司的高管，給公司開出高額罰單的手段，成功打擊甚至瓦解了歐洲多個大型跨國公司。

據統計，在 1977 至 2014 年間，涉及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的調查中，30%（474 項）是針對非美國企業的，但它們支付的罰款占總額的 67%；在被美國罰款超過 1 億美元的 26 家企業，僅有 5 家是美國企業，21 家非美國企業中 14 家是歐洲企業。

截止目前， 在所有被處罰的前十名的企業中，沒有一家是美國本土企業。

四、美國堅持使用傳統金融、技術和法律手段維護其數字霸權

1、通過將合規武器化壓制他國企業發展

作為第一款真正意義上成功贏得國外用戶青睞的中國社交產品， TikTok 自 2018 年起在全球每月活躍用戶達 5 億，成為蘋果 App Store 上下載量最多的應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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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 2019 年以來，美國大肆渲染 TikTok 的安全威脅，使其在全球范圍內面臨困境。美國先是指控 TikTok 母公司字節跳動與中國政府共享數據，隨后又稱 TikTok 通過內容審查壓制言論。此外，美國一直尋求將合規問題武器化，以應對 TikTok 在全球范圍內的崛起。

這里的武器化，就是首先從技術層面入手，就所謂個人隱私信息收集、跨境數據傳輸、內容審查機制、與中國政府關系等看似技術化、程序化的細節問題，對 TikTok 進行審查；在發現 TikTok 逐一在形式、程序以及操作層面化解這些技術性的議題之后， 直接使用“疑似威脅國家安全”的“口袋”，以不容 TikTok 回應和辯護的方式，開展極限施壓行動：

先是對 TikTok 進行安全審查，隨后又在聯邦機構中發布針對TikTok 的下載禁令。最后，美國更是直接通過行政令的方式要求美國資本對 TikTok 進行強制收購。

2、以技術管控、出口禁令等方式對企業實施精準打壓

以技術管控、出口禁令等方式對企業實施精準打壓，以大疆和華為案為典型。

2018 年 8 月，特朗普簽署美國《2019 財年國防授權法案》，該法案第 889 條要求，禁止所有美國政府機構從華為購買設備和服務。

隨 后，美國對華為的打壓不斷升級，美國將華為列入商務部“實體清單”，禁止美國企業向華為出售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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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5 日，美國商務部宣布 將通過限制華為使用美國技術和軟件在國外設計和制造其半導體的 能力，來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

此次出口規則改變后，使用美國芯片制造設備的外國公司在向華為或海思等附屬公司供應某些芯片之前， 都將被要求獲得美國許可證。

2020 年 8 月 17 日，美國進一步收緊對華為的限制，禁止供應商在未取得特別許可的情形下販售使用美國技術制造的芯片給華為，把 5 月出臺的制裁措施的潛在漏洞給堵住，這些漏洞讓華為可以通過第三方取得相關技術。

美國一方面希望通過對華為實施斷供，阻止其技術發展；另一方面又試圖阻止其他國家采購華為的 5G 設備。

根據 BCG 相關報告，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或將造成兩國半導體技術產業脫鉤，美國半導體收入將下降 37%；如果按 2018 年收入計算，相當于減少 830 億美元。其 約四分之三的影響將是由于中國客戶因美國技術出口禁令而不得不更換美國半導體產生的直接后果。

3、利用重新制定國際規則的能力優勢擠壓盟友的合理利益

2019 年 12 月 10 日，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簽署了修訂后的《美墨加協議》（USMCA），取代已有 25 年歷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并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 

自 2017 年起，美國政府多次批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造成美國制造業流失，并以退出協議為由要求重新談判。因此，修訂后的《美墨加協議》被視為特朗普總統執政期間的主要政績之一，甚至被美國政府標榜為“21 世紀最高標準的貿易協定”。

該協議不僅擴大了 數據跨境流動的范圍，增加了禁止個人數據本地化的強制性和約束力， 還將這一限制延伸至金融領域，可以方便美國金融監管機構通過履行監管職責獲取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金融數據。

五、清潔網絡計劃是新形勢下美國實現其數字霸權的重要嘗試

2020 年 4 月 29 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宣布，美國國務院將開始 要求為所有進出美國外交設施的 5G 網絡流量實行 5G 清潔路徑計劃， 要求禁用一切被認為“不可信”的 IT 供應商（包括中興和華為）通過包括傳輸、控制、計算或存儲設備在內的方式接入任何國家和運營商的 5G 網絡。該計劃被納入 2020 年 6 月推出的清潔網絡計劃（Clean  Network）當中。

隨后，美國又在 2020 年 8 月 5 日更新清潔網絡計劃，在 5G 清潔路徑計劃的基礎上推出了五項新的計劃來保護美國的關鍵電信和技術基礎設施。

至此，“清潔網絡”計劃基本覆蓋全供應鏈生態閉環，旨在為了防止所謂中國互聯網企業對美國主導的互聯網 世界形成顛覆，最終維護美國的數字霸權。

1、清潔網絡計劃本質上是一種以供應鏈安全為由設置的非關稅壁壘

“清潔網絡”計劃聲稱要從電信服務、程序商店、應用軟件、云服務、電纜以及 5G 等方面全方位排斥中國信息產業產品及服務。

即只要不是中國供應商就是“清潔”的，只要是美國看不慣的就是“不 清潔”的。但是，美國對于所謂“清潔”的判定不是對技術進行客觀判定，而是以技術來源方的身份屬性作為主要判定標準。因此，清潔網絡計劃可被視為美國從全供應鏈角度對中國網絡產業精準打壓，本質上是一種以供應鏈安全為由設置的非關稅壁壘。

2、清潔網絡計劃構成美國實現其數字霸權的一整套政策工具箱

“清潔網絡” 計劃基本覆蓋全供應鏈生態閉環，是美國在對中國網絡產業長期研究 和深度解剖基礎上提出的精準打擊策略，可以看作是實現其數字霸權的一套工具箱。美國動用國家力量采取單邊行動對中國企業進行圍堵， 目的是為了防止中國互聯網企業對美國主導的互聯網世界形成顛覆， 最終目標仍是維護美國的數字霸權。

3、清潔網絡計劃將損害其他國家的數字主權，阻礙行業發展

清潔網絡計劃在實現美國數字霸權的過程中，將損害其他國家的數字主權。

首先，每個國家都有自主選擇自己的可信供應商和可信服務的自由，而清潔網絡計劃將剝奪相關國家的這一自由。

其次，美國通過清潔網絡計劃，將電信運營商、移動應用程序、移動應用商店、 云服務、電纜和 5G 供應商均納入其管控之中，這種管制泛化將侵犯各國網絡運營和監管的自主權。

最后，數據作為重要的國家資產，有必要加強本地儲存和業務本地監管，而美國出臺《云法案》對數據等 進行長臂管轄將嚴重損害相關國家的數據自主權。

六、化解清潔網絡計劃風險的建議

清潔網絡計劃作為一種以供應鏈安全為由設置的非關稅壁壘，違背產業發展客觀規律，將損害其他國家的數字主權，阻礙行業發展。因此，國際社會應該團結起來，為行業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制定客觀公正的標準并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信任，化解清潔網絡計劃帶來的風險。

1、保持開放的市場，為 ICT 供應商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避免設置貿易壁壘

針對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將中國企業列入“實體清單”的做法， 2019 年 5 月 31 日,中國商務部宣布將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 對美國企業、協會等實體進行反制。

歐洲國家應該保持開放的市場，為中國 ICT 供應商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避免以國家安全為由設置非關稅壁壘。只有這樣，才能在與中國的經濟 來往中實現共贏，不會因對中國企業的歧視性對待遭遇中國反制。

2、根據國際標準和方法建立采購慣例和準則

國際社會應該共同努力，制定基于技術的中立且無歧視的國際標準，以客觀的標準，和明確告知風險且高度透明的要求作為依據，建立采購慣例與準則，反對基于主觀判斷、以自我為中心的歧視性標準，在以 5G 建設為代表的信息產業發展中為本國獲取最具性價比的全球化資源，實現本國利益的最大化。

3、建立全球 ICT 供應鏈安全規范，并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信任

歐盟網絡和信息安全局（ENISA）于 2012 年發布《供應鏈完整性 —ICT 供應鏈風險和挑戰概覽，以及未來的愿景》報告，并于 2015 年 更新。除提供可供 ICT 供應鏈相關參與者借鑒的實踐做法外，該報告還建議公私合作設立國際評估框架，以有效評估 ICT 供應鏈風險管理。

中、俄等國在 2011 年和 2015 年兩度向聯合國提交的《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中，也就確保 ICT 供應鏈安全提出了具體倡議，強調應“努力確保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供應鏈的安全，防止他國利用自身資源、關鍵設施、核心技術、信息通訊技術產品和服務、信息通訊網絡及其他優勢，削弱接受上述行為準則國家對信息通訊技術產品和服務的自主控制權，或威脅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安全”。

這些都是比較好的做法，有助于在各國之間以及企業和客戶之間建立信任，促進行業的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