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主人公，是華人軟件工程師Eric Yu。

2016年，經過谷歌、Meta、Palantir的一些面試后，Yu收到了Facebook軟件工程師的錄用offer。

當時他正在回家的航班上，那一刻，成功的喜悅讓他感覺自己到達了頂峰。

幾天后，谷歌的Offer也來了。

Yu在學生時代非常努力，兩個Offer是最好的回報。

隨后，他開始在Facebook和谷歌之間左右為難。

在那時，Facebook更像一家初創公司，而谷歌更像一家企業。

Yu也非常喜歡Facebook的校園，所以他選擇了Facebook。

入職后的頭一年半，Yu的體驗很好。作為一名剛畢業的大學生，他每天都對自己的工作充滿期待和興奮。

然而兩年半后，他開始感到焦慮。

Eric Yu和未婚妻Wanda

人生第一次驚恐發作

Yu的一天是這樣的：早上7點起床，工作到中午，期間會吃午飯，開幾次會議。下午2:30到5點，繼續開始緊張的寫代碼工作。

即使下班后，Yu也無法停止工作——他會一直思考工作中出現的問題，以及自己該如何解決。

對他來說，技術工作的壓力和環境，讓他即使在下班后，也很難斷開連接。

在2019年11月，Yu在家工作時經歷了第一次驚恐發作。

那時在4點左右，他的左手小指已經完全麻木了。他試著忽略這件事，結果情況變得更糟了。一小時后，他的耳朵嗡嗡作響，心跳得非常快。

他昏昏沉沉，思緒萬千。那感覺就像是一個水壩——如果上面有太多水，它可能就會破裂，讓所有的水傾瀉而出。

Yu越是試圖壓抑自己的情緒，它們就越要爆發。

幸運的是，他的女友Wanda在旁邊，認出了他的癥狀是驚恐發作。

那時，Yu對這種病癥一無所知，以為這只是一次性的事。

沒想到，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這種情況不斷發生，而且逐漸惡化。

從2020年3月到9月的六個月中，他處于人生的最低點。

每一天，他都覺得很痛苦看，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還在工作。

他的工作表現也開始下降——他無法專注于寫代碼，也趕不上deadline。

被上級工程師嚴厲批評

Meta對代碼質量有相當高的標準，代碼審查很嚴。

在Yu實習過的其他公司，代碼審查都是很寬松的，很快就會有人看完你的工作，予以批準。

但是在Meta，那里非常強調以正確的方式寫代碼，你必須遵循特定的設計模式和架構風格。

在代碼審查中，Yu需要與不同的團隊合作，確定寫代碼的最佳方式。

在多次審查后，他收到了嚴厲的反饋，告訴他應該如何修復代碼。這讓他感覺很糟糕。

他希望能得到更有建設性的反饋方式，比如「我喜歡你在這里所做的嘗試，不過可以試試以這種方式改進」。

但Meta的一些工程師講話會很生硬：「這太糟糕了，你不該這么寫。」

這種反饋忽略了溝通上的情感需求，把問題變得非黑即白。

Eric Yu在找到其他賺錢方式后辭去了370,000美元的技術工作

其他人不會工作到這么晚

每當團隊要構建一個新功能，大家都需要對其進行測試。如果功能運轉良好，就會被推廣給全世界的用戶。

有一個月，Yu是Android團隊中唯一的工程師。其他人要么在度假，要么在休心理健康假。

他不想讓團隊的進度變慢，所以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如果自己不快速吸收相關知識，未來的工作流就會延遲，整個團隊的進度都會受影響。

所以，Yu會加倍努力工作，直到晚上8點才下班，比大多數的Facebook員工晚很多。在周末，Yu也會每天花四個小時。

如今回想起來，Yu覺得當時自己的工作量極度不健康。他應該告訴自己的經理，自己一個人無法完成這么大的工作量，需要更多人協助。

最后一根稻草：經理質疑「提交次數」

在Facebook內部有一個表，每個人都可以在其中查看每個團隊成員在一段時間內提交了多少代碼。

在Yu看來，將這種信息公開化并不健康，會給大家造成壓力。他會每隔幾周看一次這個表，看看自己在團隊、公司中處在什么位置。

他剛轉到一個新團隊時，經理會告訴他，「你的提交次數讓我很擔心」，因為他的次數略低于團隊中大多數成員的平均水平。

但這是有原因的。

在Yu入職期間，團隊想要構建的路線圖和愿景都不是很明朗，所以并沒有給Yu交付太多的項目。

領導層會如此密切地關注提交代碼次數，以此來衡量員工是否成功，對此Yu并不認同。

他認為代碼數量并不能證明什么，領導力、項目管理能力、人際關系等技能，也應該受到重視。但他的經理顯然對此持有不同意見。

這次談話，成為讓Yu決定離開Meta的最后一根稻草。

Yu和Wanda寫下了他們夢想中的生活

設定一個目標，然后離開Meta

在2020年底，Yu和Wanda想了一下，未來10年他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樣子。

他們決定改變目前的職業軌道，因為他們都不想在科技行業工作那么久。

有一天晚上，兩人集思廣益，在白板上試著寫出所有能掙錢的辦法——運貨、品牌聯盟營銷、房地產。

評估了風險和回報之后，他們把范圍縮小到了房地產和Airbnb。

但那是是疫情期間，他們不確定是否該完全投入其中。

于是，他們從house hacking開始干起，這是一種低成本的進軍房地產的方式。

他們計劃買一幢房子，住在其中的部分房間，再把其他房間租給別人。他們希望以5%的低首付購買房產，還貸的額度低于他們在舊金山支付的租金。

他們在加州的雷丁買了一套五居室的房子，距離舊金山有四個小時的車程。

兩人住在后院一個252平方英尺的獨立小屋，而主屋每月在Airbnb上能帶來大約8000美元的收入。

Yu和Wanda居住的小屋

兩個人每月在住所上不用花錢，還有報酬。這讓他們對房地產的潛力越來越有信心。

Yu設定了這樣一個目標：一旦自己每月從房地產中賺到10000美元，就從Meta辭職。

2021年，兩人又買了兩套房產，到年底時，Yu達到了每月10000美元的收入。在2022年，他們又買了兩套房產，23年繼續入手一套。

疫情期間，每個人都在家工作時，Yu選擇了辭職。

當時，他并沒見到自己的同事，也沒有任何正式的告別。

最后一次會議之后，他合上了筆記本，松了一口氣：我終于離開了。

辭掉一份年薪37萬美元的工作，聽起來很不理智。如果余生都留在Meta，可以確保自己的財物安全，但是Yu表示，這里并不適合自己。

不過，從房地產中賺取被動收入，并不是Yu的最終目標，這只是為他提供了時間和空間，來進行更多的探索——如果財務狀況良好，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希望能建起一個社區，幫助他人改變自己的活法，活得更有意義，就像他自己一樣。

現在，Yu仍然在探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