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私—數據收集”問題的兩難分析
“隱私—數據收集”問題的兩難分析——基于斯皮內洛道德分析框架的視角
An Analysis of the Dilemma from "Privacy and Data Collection":Based on Spinello's Mo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內容提要：在大數據時代，信息開放與隱私保護由于性質差異，已成為一對天然矛盾體。斯皮內洛將“善”置于道德核心的道德分析框架，為這一網絡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理論指導。但在具體分析過程中，這一綱領中的“抱有善意”會引發“善/惡動機界定兩難”和“動機/結果吻合度兩難”問題;“優先取舍”則引出了“此消彼長/利益均衡兩難”和“既得利益/隱含危害兩難”問題。倫理學中的兩大基本理論“目的論”和“義務論”可以為“隱私-數據收集”問題的解決提供新思路。
In the era of big data,the unlocked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protection for their own differences in nature have been a pair of natural contradiction.Spinello’s way of putting“goods”as the moral core has provided the theoretical guide for solving the issues from cyber.However,“being good”in the outline has caused“dilemma to define good and bad”,and“dilemma of the fitness between motivation and consequence”.“Primary choice”makes the dilemma of“trading off and taking turns/balancing the profits”,and the dilemma of“vested interest/hidden dangers”.“Teleology”and“deontology”,the two main theories in Ethics can provide some new approaches for solving the issue of“privacy and data collection”.
關鍵詞：斯皮內洛/善/道德/隱私-數據收集問題/兩難問題/Spinello/Goods/Morality/Privacy-data collection/Dilemma
標題注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項目編號：14YJA720009)，山西省軟科學研究項目(項目編號：W20151038)，山西省教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項目編號：W20151025)。
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應用，數據信息時代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為開放的社會。但在這個開放時代，如何保證作為人類基本權利的隱私已成為擺在倫理學家和公共政策制訂者面前的嚴峻挑戰。這一問題同樣引起了國際倫理與信息技術協會(INSEIT)主要創始人理查德·斯皮內洛(Richard A.Spinello)的重視，他在其幾乎每本著作中都花費大量筆墨來闡釋和論證這一問題。縱觀斯皮內洛的文獻，有一個“至高道德”觀點始終指引著他的“技術實在論”①方向([1]，pp.1-9)，這就是“善”。在他看來，“在網絡空間中至關重要的就是傳承卓越的人類善和道德價值”([1]，p.49)。但在如何運用“善”來進行具體網絡問題解決上，斯皮內洛討論得不多。基于此，筆者試圖從斯皮內洛“以善為核心”的道德倫理分析框架出發，對“大數據時代的隱私問題”(以下稱為“隱私—數據收集”問題②)進行哲學層面的剖析。
一、斯皮內洛“以善為核心”的道德分析框架
斯皮內洛指出：“網絡空間的終極管理者是道德價值而不是工程師代碼。”([1]，p.44)但是這種將道德置于制高點的做法曾被學者質疑為是一種“道德烏托邦”[2]。事實上，斯皮內洛之所以如此界定是有其深刻理論根源的。這一觀點源自于他對技術烏托邦論、技術決定論、技術中立論的系統解析：這三種理論雖不完全正確，但不乏可取之處[3]。技術烏托邦論樂觀地認為人類能夠根除技術所帶來的一切負效應，這種說法給予人類運用技術改善自身狀況并彌補技術缺陷以希望。但從現實來看，它的實用性有待加強，因為人類每次為解決網絡問題而提出的新技術總將人類帶入另一個困境，這是一個無限循環的難解之題。而技術決定論承認技術重要性的論點同樣值得推崇，但它將技術夸大為超越人類控制能力、能夠決定網絡倫理走向獨立力量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技術雖然重要，但若真將技術看作網絡倫理的最終力量，那么人類最終將成為被技術控制的“奴隸”，而技術有可能真會如韋伯(Max Weber)所言，成為“幽禁人類存在的‘鐵籠’”。與前兩者相比，斯皮內洛的技術實在論更接近于技術中立論，即承認技術的工具性作用，但它與中立論者的區別在于：斯皮內洛認為技術并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工具，它是在影響網絡倫理四要素(法律、規范、市場、代碼)③中具有主導性的力量，是制約其它要素的重要手段[4]。
正因為技術既不是人類完全的“救星”、又不是控制人類存在方式的“鐵籠”，它只是一個在解決網絡問題中起著主導作用性的工具;因此，要真正解決網絡問題，就必須對掌握和操縱這一工具的“人類”有所規范，只有通過為人設定道德價值標準的方式才可能避免由技術引起的“內在容易滑倒的斜坡”[5]。同時，斯皮內洛強調，這一道德標準若要成立，則需建立在兩個基本假設前提之上：(i)道德觀念和原則對于規范負責任的網絡行為具有指導性的作用;(ii)自由的、負責人的人類具有控制技術力量的能力([1]，p.2)。
但是如何將這個“以善為核心”的道德分析框架應用于“隱私—數據收集”問題呢?或者說，這一道德分析框架在網絡隱私問題中能夠起到怎樣的作用，又會產生何種問題呢?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首先要清楚“隱私是什么”。如果從有關隱私的文獻中挑選的話，“控制說”和“限制接近說”會格外引人注目。前者的代表人物弗里德(Charles Fried)認為：“隱私就是當且僅當一個人能控制與自己相關的信息”[6];而露絲·嘉韋遜(Ruth Gavison)將隱私定義為“限制他人對個人‘秘密’、‘匿名’、‘獨處’三方面信息接近”[7]的觀點，則是一種典型的限制接近說。在對這些理論進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斯皮內洛總結道：在信息密集型文化背景下，隱私保護已經由“探究何謂人類自由”擴展到“探究個人對自身信息控制權利為何”上[8]。當隱私作如是講時，“隱私—數據收集”的兩難問題就出現了：如何既盡可能多地收集信息并應用于相關領域，又讓當事人保有對自身信息的控制權利呢?
接下來，若要探析“以善為核心”的道德分析框架在“隱私—數據收集”問題中的意義，還要明確的一個問題就是：何謂善?但這是一個較“隱私”歷史更悠久、更為難解的概念。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了“至善”，然而這個概念除了用“太陽喻”稍加提示外基本被他“道可道非常道”地沉默以對了[9]。亞里士多德則將“幸福”看作就是這種終極好(善)[10]。但我們能將這樣的“善”界定作為“隱私—數據收集”的道德依據嗎?即，盡量讓數據收集者與/或數據被收集者(隱私被侵犯者)都獲得幸福嗎?很明顯，這個概念并不適用于網絡隱私問題。
就“善”這一概念而言，斯皮內洛也沒有下過明確的定義，在他看來，“個體間并不存在一致的善的基礎”([11]，p.74)。但通過對相關理論的深入分析，筆者發現，他的善主要是圍繞兩方面展開的：其一，事件或提出解決路徑之初要“抱有善意”，這是一種“內在善”，它是行動的重要理由和規范的最終來源([11]，p.108);其二，判定事件或解決路徑是否為善時要以“優先取舍”為標準。此即斯皮內洛“以善為核心”道德分析框架的主要內容。針對“隱私—數據收集”問題而言，“抱有善意”指的是在解決網絡隱私問題之初內心要“保持一種善意”，這一理論源于康德的“天賦人權觀念”，在斯皮內洛這里，“善意”是諸多天賦權利中最基本、最具代表性的觀點[12]。而“優先取舍”是斯皮內洛針對隱私問題專門提出的一種解決思路：當隱私權和其它基本權利相沖突時，哪種權利應當優先是倫理學家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1]，p.136)。
但是當筆者用此兩類觀點分析隱私案例時發現，“隱私—數據收集”問題并不能徹底解決，而且還會出現一些更具體的兩難問題。針對這一情況，斯皮內洛提出過一個解決原則：不同類型的倫理推理有利于解決網絡空間中出現的道德兩難問題和社會問題([1]，p.2)，即可以按照一個或多個倫理理論來進行網絡問題剖析([13]，p.27)。故此，筆者選取了倫理學中的基本理論“目的論”(teleological)和“義務論”(deontological)來嘗試對這一問題進行解答。
二、目的論與“隱私—數據收集”兩難問題
目的論和義務論是現代倫理學理論的兩大主要流派([1]，p.10)。目的論一詞源于希臘文telos，意指目標和目的，其核心觀點是：行為的正當與否取決于它是否達到預計的目的(如幸福、如善)([14]，p.742)。從日常語言角度來看，“抱有……態度”是人類行為之初所持有的動機，而“目的”與“動機”通常表達的都是相近的意思。在倫理學中，這兩個詞語的意思卻有所不同。深究目的論定義容易發現，它重視的是“目的與結果之間的關聯性”，即“目的是否能夠收獲預期結果”;但斯皮內洛的“抱有善意”則更強調“行為之初的一種善意”，不會太多考慮其結果。
針對當今社會的一些隱私案例，筆者試圖從斯皮內洛“抱有善意”觀點出發來為其尋找解決路徑，卻發現它們都陷入了二難推理中難以厘清。斯皮內洛的“抱有善意”指的是行為之初的一種“善動機”，那么相對應的就是行為之初就“抱有惡意”。從表面上看，“抱有善意”就是在網絡空間中的一種“善傳承”，而在行為之初就“抱有惡意”就如同從根上就壞的樹木一樣注定腐壞。但實際情況卻沒有這么簡單，筆者選取了當今社會中“棱鏡門”事件和為大多數人稱道的“國家計算機匹配技術”作為案例來進行分析。
“棱鏡門”事件：2013年6月，前中情局職員愛德華·斯諾登將兩份絕密文件交予報社后，美國國家安全局自2007年開始實施的絕密電子監聽計劃——棱鏡計劃(PRISM)就被公諸天下了，除美國外的其他國家都認為這是一起赤裸裸的監聽丑聞，是美國肆意踐踏民權、侵犯他國隱私的罪惡行徑。
“國家計算機匹配技術”是一種計算機支持過程，在此過程中，為找出感興趣的事實例證而把許多相關的個人數據記錄進行比較。1977年，該技術為美國許多州、聯邦政府所采用。美國郵政局曾把自己的數據庫與法律執行機構數據庫的數據進行比對，以確定其雇員是否參與了犯罪([13]，pp.118-122)。這是最常見的一種數據重組方式，該技術常被政府部門用于檢測欺詐行為或其他違規活動，涉及計算機匹配最多的兩個群體是聯邦雇員和福利接受者。
在被監聽、隱私侵犯的國家看來，美國“棱鏡計劃”的動機就是“抱有惡意”的，就是想要通過信息收集來控制他國;而在大多數人眼中，“國家計算機匹配技術”至少動機是“善”的，它是政府解決欺詐和浪費嚴重的一種有效、積極和相對無害的方法[15]。但深入分析，我們會發現，其中存在諸多無法依靠“善動機”本身解決的難題：
第一，“善/惡動機界定”之兩難。從人的本心來說，一件事伊始究竟是“抱有善意”還是“抱有惡意”是較好認定的，這是一種行為態度。但從現實來看，行為之初的“態度”是最難認定甚至是根本無法認定的，我們無法從行為來判定人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正如古語所言“知人知面不知心”。譬如上述兩個案例，其他國家認為“棱鏡計劃”是美國侵犯他國隱私的罪證，而美國則宣稱他的動機是為了“反恐”;即使“國家計算機匹配技術”多是為防止犯罪或福利政策而進行的技術操作，但也有人認為這可能是政府為達到不可告人目的而尋找的“冠冕堂皇的理由”[16]。
第二，“動機/結果吻合度”之兩難。即使我們通過某種方式真的能夠確定行為“動機”，但抱有善意也并非就一定能行好事，抱有惡意也不一定造惡果，這也就是人們通常說的“好心辦壞事”。同理，在“隱私—數據收集”問題中，“善意惡行”或“惡意善行”之情況時有發生。即使“棱鏡計劃”真的是美國惡意侵犯他國隱私、試圖控制他國內政的一種手段，但在這個過程中，通過收集到的更多數據信息來進行有關“恐怖組織”情況的統一分析，確實會起到一定的“反恐作用”，這算是一種“惡意善行”;而在“國家計算機匹配技術”中，即使國家完全出于“善意”就可以不經個人同意地將個人信息進行配對嗎?“一旦計算機匹配情況發生，姓名被‘初步命中’的任何人即被假設犯有罪行，這是不公平的，是對‘合法訴訟程序的嘲弄’”[17]，這就是“善意惡行”了。
那么目的論能否解決“隱私—數據收集之‘抱有善意’的兩難問題”呢?如果不能，為什么?如果可以，如何詮釋?
第一，“善/惡動機界定兩難”的目的論詮釋。目的論著重是要從結果與預期的吻合度來看行為的正確性，但其前提是必須知道“預期(動機)是什么”，而我們這里的關鍵要點正是：如何確定動機，所以從目的論出發也無法解決“善/惡動機界定”問題。正如馬克·羅蘭(Marc Rowlands)所言，“想要從結果來推出原始的行為動機(意圖)是十分困難的”([14]，p.745)。對于這一問題，笛卡爾也只能用假想中的“松果腺”來構想“心是如何發揮作用的”，而行為主義之所以被詬病就是因為“它將心的原始密碼簡單還原為行為”。
第二，“動機/結果吻合度兩難”的目的論解析。雖然目的論無法解決“善/惡動機”問題，但是對于“動機/結果吻合度兩難”的詮釋還是有意義的。以“棱鏡計劃”為例，如果美國的動機是“反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這個目標，那么這時的“棱鏡計劃”就是一項成功的“善行為”;如果其動機是“反恐”，但結果卻是在“侵犯他國隱私”，這時的“棱鏡計劃”就是一項失敗的“善行為”;如果美國的動機是“監控他國”，且他也達成這個目的了，那這一計劃就成為一項成功的“惡行為”;如果其動機是“監控他國”，但結果卻是維護了世界和平，那么這就是美國進行的一項失敗的“惡行為”。據此而知，只有當“棱鏡計劃”的動機只是“反恐”且成功完成這個目的時，“棱鏡計劃”才是一項完全“傳承人類善和道德價值”的行為，其它或多或少都有缺陷，而要避免或完善這些缺陷，斯皮內洛選擇的是“以技術為主導，綜合政治、法律力量”的“技術實在論”。
所以說，從斯皮內洛“抱有善意”動機出發來解釋“隱私—數據收集”問題容易使人陷入兩難困境，但“‘當事人究竟是故意還是無意侵犯隱私’動機何以評定”這一困境用目的論是無法解析的，目的論只為解決“動機/結果吻合度兩難”問題提供了新思路。
三、義務論與“隱私—數據收集”兩難問題
義務論討論的是行為過程背后的準則可否普遍化的問題[18]。康德的道德哲學是這一理論體系的代表，即道德觀最能通過辨別和履行自己的道德義務表現出來，為了義務而做的行為才具有道德價值([1]，p.15)。但是存在于行為過程背后的這些義務究竟是什么呢?
在康德的哲學體系中，義務是“所有手段的至高無上的限制條件”[19]。但從這一觀念出發很容易引起“道德律沖突”([20]，p.58)。斯皮內洛的“優先取舍”為這一沖突的解決提供了一條試行路徑，即“當隱私權和其它基本權利相沖突時哪種權利應當優先選擇”。在這里，隱私權其實也就是“我們尊重人類基本善或保障其人類安康的基本義務”([20]，p.102)，也就是說，當人類基本義務/權利發生沖突時，我們的重點不應放在“義務遵守/權利保護”上，更要側重于“權利取舍”上，而既能“取舍”則就一定有“厚薄”，但這種解決方式并不完善，會出產生出諸多“隱私—數據收集”問題：
第一，“此消彼長”與“利益均衡”之兩難。在“隱私—數據收集”問題中，斯皮內洛試圖通過“優先選取”的手段來使得各方利益都產生最大的凈期望效用，但事實上這一期望在很多時候都可能落空。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事件中利益各方獲得的收益并不是一種“水與船”(水漲船高)的關系，而更像是在“切蛋糕”，總收益就是一塊大蛋糕，如果一個人拿得多了，另外的人分得就少。以“棱鏡門”事件為例，美國政府通過監聽他國的活動，確實可以獲得一些“恐怖分子”行蹤、行動等方面的情況，從而針對這些行為制定相應政策，從而避免了一些恐怖事件的發生，這不僅保護了本國人民的利益，還保護了他國人民和政府的生命、財產安全。但為什么這一事件剛剛被爆出就受到了全世界的譴責?這是因為，美國通過“棱鏡計劃”獲得的利益除了“反恐”還有監聽、監視他國信息，這使得美國更容易控制他國、維護自身霸權地位，這樣美國在這次事件中就獲得了那塊“超級大蛋糕”(利益)，而這種利益的獲取是通過損害他國利益而得的，這就是一種“利益的此消彼長”，在這種情況下是不可能“利益均衡”的。
所以說，在每個“隱私—數據收集”事件中，由于對“隱私”看重程度不同，“利益的劃分”往往會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在這種情況下還想要“利益均衡”就是一件非常難達成的事了。
第二，“既得利益”與“隱含危害”之兩難。這一兩難問題歸根結底是由“隱私”的非物質屬性決定的。“隱私”并不像車或房子一樣是實體的有形資產，大體可以估算其價值;它是一項隱形價值，所以如果侵害了它就可能產生“隱含的危害”。以“國家計算機匹配技術”為例，這一技術的應用確實產生了不錯的利益效用，“使用計算機數據匹配技術從毗鄰轄區查獲雙重福利領取者，這還是第一次協同努力嘗試”[21]。但是它的危害也深深困擾著人們，“人們特別關心的是，通過數據匹配過程產生的這個數字人物可能引起的個人形象或對他/她行為的誤解程度”[22]。
就這些問題而言，坎澤斯克(Mark Kaczeski)“義務理論”所規定的一些謹慎條件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些解決新思路：確信真的有希望實現我們想實現的道德目標;不可能存在可以兼顧兩個相互沖突義務的行為選擇;最小化違反顯見義務的行為帶來的影響。[23]
依據這三個義務條件，我們將“此消彼長與利益均衡兩難”和“既得利益與隱含危害兩難”問題分解為三個部分：第一，這兩個問題要達成的根本道德目的是什么?第二，存在能夠兼顧這兩個兩難問題的行為選擇么?第三，如果存在是什么樣的行為選擇，如果不存在這樣的行為選擇，如何最小化違反隱私義務帶來的影響?
第一，這兩個兩難問題的根本目標是想要既獲取收益又保護隱私。從現實中的案例可以發現，要同時達到這兩個要求是有可能的，比如“國家計算機匹配技術”雖然存在一些爭議，但是不可否認它確實既維護了人們的利益又在盡量保護當事人的隱私，而且人們也通過技術手段和法律措施在逐步完善著這一技術，爭取更大的利益或者保護更多人的隱私。
第二，存在能夠解決兩個“優先取舍兩難”問題的行為選擇么?在“數據—隱私收集”問題中確實存在既可以獲取收益又可以保護隱私的技術或手段，但是這兩個結果更多的是一種“或關系”，而不是一種“和關系”，也就是說，要么“利益獲取多些”，要么“更注重隱私保護”。如果說想要找到能夠完美地解決這兩個兩難問題的行為選擇，那么結果就是很難尋到。比如，“棱鏡計劃”中美國利益的獲取就是通過侵犯他國隱私才能獲得的，他國利益消(隱私被侵犯)則美國利益漲(控制他國)，而“反恐”利益漲(信息集中利于信息分析)則“隱私”利益消(他國信息被竊取)，雙全之策難以達到。“國家計算機匹配技術”亦如此，既要獲得現有利益(檢測違規行為)又要防止隱含危害(保護公民的形象完全不受侵害)的行為選擇目前還沒有出現。
第三，故此，至少截至目前，還不存在能夠既“使得利益均衡”又“滿足此消彼長”、既“取得現有利益”又能“防止隱含危害”行為選擇。那么就需要進行一些最小化違反隱私義務所帶來影響的行為：在“棱鏡計劃”中，美國如果宣稱其目的是為了“反恐”，那么就可以選用一些大家可接受的條件來進行這項事業，而不是“不告而取”地“竊取他國隱私”;“國家計算機匹配技術”中，既然這項措施有可能造成對“當事人形象的誤解”，那么就需要制定一些其他技術或規章來保障這一技術更好地運行，比如事先制定更加詳盡的“匹配條件”，事后對“匹配結果進行更加嚴密的監管”等。
總而言之，“義務論”對于“隱私—數據收集之‘優先取舍’兩難”問題的解決有一定啟示性意義，它起到了提綱挈領的指引性作用，但針對具體問題則還需要更加具體、可行的原則和手段。
四、結語
在斯皮內洛看來，作為網絡空間終極力量的道德只有在“以善為核心”理念的指引下才能發揮其最大作用，而這種善又可具分為“抱有善意”和“優先取舍”，但這一“以善為核心”的道德分析框架對網絡問題的解決作用是有限的。以“數據時代的隱私問題”為例，依照這一思路會產生諸多“隱私—數據收集”兩難問題，故還需要借助倫理學中的基本理論對這一問題進行更細致的分析。而筆者之所以選取“目的論”和“義務論”作為解析進路，是有兩層深意的：一是鑒于其在倫理學中的地位和經檢驗性，二是因為它們也確能為這些兩難問題帶來一些解決新思路：目的論將隱私—數據收集問題中的“動機與結果”關聯在一起，總結出只有符合“善動機(保護隱私、維護權益)—善結果(達成善動機)”的行為才能真正傳承網絡空間中的善價值;坎澤斯克的“義務理論”則將“隱私—數據收集”問題的解決方案界定在“最小化違反隱私義務所帶來影響的行為”內，只有如此，諸般行為選擇才能得以施行。而若要探尋其中未解之難的解決路徑，則需從技術、法律、市場等具體學科或理論中加以分析。
注釋：
①“技術實在論”是斯皮內洛最重要的一個哲學理論，具體指“以道德為終極管理者，以技術為主導力量，結合法律、政治、文化等要素共同解決網絡問題”。參見[1]。
②“大數據時代的隱私問題”歸根結底是由于數據收集者收集的數據信息可能涉及被收集者隱私導致的，它體現出了一種“信息收集—隱私侵犯”間的動態連接，而且本文更側重于問題分析，故將“隱私問題”提前，“大數據時代的隱私問題”就成為了“隱私—信息收集”問題。
③萊斯格在其頗具影響力的書籍《代碼和賽博空間的其他法律》中，首先描述了顯示空間中規范人類行為的四種約束條件：法律、規范、市場和代碼，他的這一理論被斯皮內洛看重，繼承并發展為現在的以技術為主導、綜合其它要素的“技術實在論”。參見[4]。
作者簡介：吳文清(1972- )，男，山西繁峙人，哲學博士，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山西大學科學技術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科學技術史與科技倫理，E-mail:wuwq@sxu.edu.cn。太原 030006;楊小愛(1983- )，女，山西陽泉人，哲學博士，太原科技大學哲學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認知科學哲學，E-mail:xa-yang@163.com。太原 030024
原發信息：《自然辯證法通訊》第2016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