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互聯網公司的技術組織架構調整預示著什么？
2019年，PC互聯網用戶規模持續減少，雖降速放緩，但人口紅利不斷流失已是不爭的事實，2019年9月用戶規模達5.92億，同比減少1.5%。用戶以男性用戶為主(52.6%)，30歲以上用戶增多，本專科用戶為主心骨，用戶城市下沉趨勢依舊。時長紅利也消失殆盡，2019年6月人均上網時長已不足1.5小時，同比減少6.3%，尋找行業出口及應用場景已是關鍵。
2019年移動互聯網月獨立設備數逼近14億臺，但增速明顯放緩，同比增加6.7%。男性與女性網民規模均有所上升，35歲以下用戶是主要群體。人均單日上網時長達3.6小時，取得新高，但增速放緩(同比+11.7%)，占有用戶時間的天花板逐漸顯露，行業邁進廝殺更為激烈的局面。
可以看到，以中國網民的數量趨向飽和為基礎，流量紅利時代即將結束，增量市場轉變為存量市場，而企業的生存發展也遇到諸多難題。
下沉市場變成所有互聯網企業的必爭之地。若問下沉市場將帶來怎樣的商機?阿里巴巴整個財年超過1億的新增用戶有77%來自于三線及以下城市。依靠下沉市場快速登陸資本市場的拼多多過去一年股價漲幅達到103.98%，市值一舉超過百度和京東。瞄向下沉市場是一場危機下的狂歡，如今成了流量紅利消失后的增長機會。
從另一側來看，在國內移動互聯網全面普及的大背景下，互聯網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從線上世界融入到社會行業發展的多個層面，并且推動了 5G、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在這樣的大拐點中，以 BAT為代表，身處其中的中國互聯網企業也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積極尋求改變。
在之前，互聯網或軟件企業對技術的看法不一，它看不見摸不著，但有用，有多大?有運營的因素，也有其它因素，似乎技術很有用。在互聯網生活中，遠程視頻，交流互動，共享圖片，結識新朋友，做生意等，都是由全球千萬計的工程師(開發者，決策者，組織，個人等)不斷貢獻，提出新想法，開發出創新服務。
也正緣由于此，中國的IT互聯網出現了一些共同點：包括 BAT，TMD 等大小巨頭在內，這些代表性中國互聯網企業在架構調整和人事變動中均豎起了技術之旗幟。
騰訊技術委員會成立
2019年，騰訊技術委員會正式宣布成立。這距離18年9月30日，騰訊宣告拉開產業互聯網的大幕，轉戰互聯網下半場已經過去了100多天。
技術委員會的成立是騰訊的表決心，也是向外界釋放的一個巨大訊號：過去一個季度，騰訊的組織架構調整已有了階段性成果。互聯網的下半場，騰訊希望用技術說話。
據悉，騰訊技術委員會由騰訊高級執行副總裁、技術工程事業群總裁盧山和騰訊高級執行副總裁、云與智慧產業事業群總裁湯道生兩名騰訊總辦成員牽頭，幾大事業群的技術負責人悉數進入技術委員會的決策圈。技術委員會同時下設「開源協同」和「自研上云」項目組，發力內部代碼的開源和協同，并推動業務在云上全面整合。
技術委員會的成立意味著騰訊的“技術中臺”初露端倪，人們開始對這次組織變革有了新的想象空間。不過探索與建設仍需耐心，同時也面臨諸多挑戰：技術委員會能否打破騰訊現有的各事業群之間技術封閉的僵局?它如何讓騰訊重拾技術信念?整合的陣痛會不會給推進帶來阻力?
想要通過技術委員會來重新激活組織，20歲的騰訊恐怕還要回答這些問題。
調整陣痛期后的方案落地
2018年9月，騰訊啟動戰略升級，時隔6年后對組織架構進行變革，新成立了云與智慧產業事業群(CSIG)和平臺與內容事業群(PCG)。
這也是騰訊在2005年升級為BU(Business Unit)事業部制、2012年升級為 BG(Business Group)事業群制后，第三次主動戰略升級。“成立技術委員會”、”內部分布式開源協同“、“打造具有騰訊特色的技術中臺”等話語，也首次出現在官方公告內。
其實開源對騰訊來說并不陌生。早在2011年，騰訊便在內部提倡以公共組件的形式共享和復用代碼，并于次年發布了第一個對外開源項目。
對于騰訊這家公司而言，所謂開源，本質上就是需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技術中臺，避免重復造輪子。
但過去幾年，騰訊開源做的并不足夠徹底，主要受制于騰訊過去的組織結構。如果研究騰訊的發展歷史不難發現，騰訊現有的公司結構大體來自2011-2012年前后公司的那次變革，當時云計算、大數據、AI技術都尚不成熟，組織變革主要為了應對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事實上，上一次變革也確實幫助騰訊很好的實現了從PC到移動時代的過渡。
騰訊創始人張志東曾在騰訊學院演講中表示，對騰訊而言，原有的生產模式好處是能以部門或產品組為單位，完成自主立項，快速試驗，這種組織方法有其邊界簡明和利于快速嘗試的優點。
“但今天這個時代下，因為數據中臺建設的缺課蠻多，除了在技術上會造成許多重復發明輪子的現象，在大數據的應用上，還會帶來很重的數據墻和組織墻的問題。”
這種結構性的矛盾也是騰訊的核心管理團隊痛定思痛，產生變革決心的來源之一。在騰訊20周年內部分享上，關于開源協同的問題，盧山曾進行過深入討論：“有了開源，我們能更好地了解彼此，團隊之間也能更客觀地評價，最終通過協同形成信任。希望五年以后項目、技術、研發同事都能很方便地在騰訊的‘技術地圖’上自由選擇要用的技術。”
區別于對外開源采取的“自下而上”的推進節奏，技術委員會的成立意味著騰訊希望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強力推動內部開源協同的步伐，從而減少代碼的重復開發，提升項目推進效率。
截至2019年1月，騰訊正式發布的對外開源項目共計69個，開源項目累計在GitHub獲得了19萬Star數。諸如騰訊云T stack、藍鯨智云BlueKing CMDB、微信開源系列(如WeUI)、TARS等，都是騰訊開源的模范案例。
如果說2018年9月30日的架構調整彰顯了云業務在騰訊未來戰略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這次技術委員會的成立，也能看出騰訊在推動內部研發工作在云端深度整合、加速云上配置的一體化。
針對云業務，湯道生曾在內部分享時提及，騰訊團隊這幾年不斷去完善CDN、網絡和虛擬管理的能力，都是鍛煉技術的過程。只有敢于把這些工具、能力都放上云，都對外開放，才能夠驗證自己在行業里是否處于領先水平。
毋庸置疑，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業內也幾乎沒有先例可循。
補足中臺缺失 迎來產品技術雙驅動
一直以來騰訊內部都有一種聲音，認為公司的資源和研發力量存在分散浪費的情況。以AI研發為例，相比阿里和百度，騰訊的AI技術落地都在貼合場景需求推進，而不是先投入大量資源研發前沿技術再找落地場景，可謂非常接地氣。但這也導致騰訊此前的AI研究院布局分散，幾乎每條業務線都有自己的AI研發團隊，比如微信就有自己的AI team，此外騰訊內部還有優圖實驗室和AI Lab。
拆墻和融合，無疑將是騰訊技術委員會接下來要攻克的重點。但看起來，它面臨的挑戰還不止于此。
騰訊自張志東后再無CTO，此次技術委員會的成立，雖有盧山和湯道生牽頭，各技術事業群負責人群策群力，但是否真能補足騰訊在技術上的缺口并重振信心還尚未可知。
一個積極的變化是，從企業文化層面考慮，騰訊技術委員或許能讓騰訊的工程師文化再度發揚光大。
針對這種變化，盧山就曾對內表示，希望今后的新員工會覺得，在騰訊做開發是很幸福的東西，能學到很多東西，能看到很多優秀的代碼。“人們不僅談論硅谷文化，也談論我們中國開發人員的代碼文化。”
而在公有云上開發，也同樣對騰訊員工的職業生涯意義深遠：“我們希望員工在騰訊這幾年所學習的技能同樣在外面有用的，而不是只在騰訊有用。”湯道生說。
技術委員會這樣的考慮，是因在騰訊內部，工程師文化依然是主流，鼓勵用代碼、用技術說話——“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盧山曾提出要建立技術社區，給技術人員每人發十個別人的代碼，讓大家在“互噴”中進步。
小米：技術事關生死存亡
與騰訊相比，小米對自家技術委員會的定位頗有相通之處，但也有不同之處。
小米成立技術委員會的時間是 2019 年 2 月 26 日。當時正值小米新一輪架構調整，此前擔任小米首席架構師、小米人工智能與云平臺副總裁的崔寶秋被任命為小米集團副總裁、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
對此，雷軍表示，小米要繼續強化技術立業，因為技術事關小米生死存亡，是小米持續發展最重要的動力和引擎;而崔寶秋的使命是要進一步強化技術文化和工程師文化，著力提升小米的技術方向決策，以及在技術人才招聘等方面加大力度，并探索未來技術趨勢。
從這次任命以及后來 4 月份的具體人事任命來看，小米技術委員會不僅要承擔技術研究、方向把握和技術合作的角色，也要負責小米整體的技術文化、技術角色和技術人才培養。
關于自身小米技術委員會的角色變化，崔寶秋曾經在 CCF-GAIR 2019 上接受采訪時表示：
自己之前就負責小米的 ABC(AI、Big Data 和 Cloud)三塊，現在是負責整個集團層面的所有技術，包括硬件、軟件和互聯網服務，也包括設計;核心的東西(比如說技術路線、技術演進、技術儲備等)其實沒有變化，區別在于之前更多是橫向推動，而如今是從上往下推，推動起來更加方便了。
當然，在小米集團技術委員會之下，崔寶秋還要掌管小米的設計委員會和隱私委員會。除此之外，崔寶秋還要負責小米的對外技術合作(比如說跟武漢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合作)和工程師文化的打造，當然，這也是崔寶秋在此前的任職中一直在做的事情，他在接受雷鋒網采訪時表示，自己一直在小米內部推動類似于硅谷創業公司的工程師文化，包括崇尚開源等。
2019 年 11 月 19 日，在小米開發者大會上，崔寶秋作為小米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進行了《攜手探索技術未來》的演講，而小米的核心技術也由此第一次整體亮相。
在現場，崔寶秋介紹了諸多小米核心技術，涵蓋智能手機、Auto ML、小米移動端深度學習框架 MACE、NLP、Pegasus 和小愛同學 3.0 等，并總結出了 IoT 到 AIoT 的三大質變因素，可以說是 “小米技術大閱兵”。
值得關注的是，這次大會上，國際語音識別和AI領域的知名專家、語音識別開源工具 Kaldi之父丹尼爾·波維Daniel Povey在加盟小米集團后首度亮相。
丹尼爾·波維Daniel Povey表示，他之所以愿意遠涉重洋來到中國工作，其中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小米為代表的中國互聯網公司純粹、極致的開源文化，以及開放、共享的理念。業內人士分析，中國互聯網企業近年來在人工智能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吸引相關領域的全球優秀科學家的主要原因。
小米宣布啟動“手機+AIoT”雙引擎戰略，提出未來5年將在AIoT領域投入100億元，本次大會不僅吸引了AI、大數據、云計算、電商和智能硬件的開發者，還吸引了地產、酒店、家電等多個萬億級產業的眾多代表們，他們都希望分享小米對AIoT產業發展的洞見。
將AIoT列為核心戰略，也為小米的增長注入了強勁的動力。據小米第二季度財報披露，截至2019年6月30日，IoT平臺已連接的智能設備(不包括智能手機及筆記本電腦)數量達到約1.96億臺，同比增長69.5%。
此外，人工智能助理“小愛同學”的月活躍用戶于2019年6月達到4990萬人，同比增長88.3%。智能電視及小米盒子的月活躍用戶于2019年6月達到了2260萬人，同比增長53.8%。機構分析認為，整體看來小米的AIoT平臺已經處于領先地位，未來5G+AIoT將會持續賦能，以建立更豐富更具活力的生態系統。
百度第三任 CTO 王海峰的新使命
作為 BAT 之一，百度在市值上已經被另外兩家遠遠甩在身后，但在技術層面，百度依然有著不可小覷的地位。而縱觀百度在 2019 年的諸多動態，最為引入注目的莫過于其第三任 CTO 的任命，擔任這個角色的，是技術大牛王海峰。
在學術層面，王海峰履歷亮眼。他是自然語言處理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國際學術組織 ACL 歷史上首位出任過主席的華人，也是唯一來自中國大陸的 ACL 會士，獲得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一項，是首屆吳文俊人工智能杰出貢獻獎唯一獲獎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值得一提的是，王海峰還曾經被提名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候選人。
在職業生涯方面，王海峰于 2010 年 1 月加入百度，至今已經有近 10 年的百度職業生涯。他歷任高級科學家、基礎技術首席科學家、副總裁、高級副總裁;他先后為百度創建了自然語言處理部、互聯網數據研發部、推薦引擎和個性化部、多媒體部、圖片搜索部、語音技術部等;協助創建了百度深度學習研究院 IDL，創建了百度 AIG，后來在 2018 年底擔任 AI 技術平臺體系(AIG)和基礎技術體系(TG)總負責人。
可以說王海峰無論是技術實力還是在百度的職業生涯，都都完全夠得上百度 CTO 對技術本身的極高要求了，尤其是在 AI 時代，這種優勢更加明顯。不過，王海峰作為百度 CTO 還有另外一個優勢：他在百度已經任職近十年，在一步步成長過程中，不僅僅對百度的技術進展貢獻有加，也深刻地了解百度的技術發展和產品發展體系，在技術管理層面也已經積累大量經驗。
從幾乎所有角度來看，王海峰就任百度 CTO 都是最佳選擇。
百度之所以重新設立 CTO 的角色，按照李彥宏的說法，是為了為了進一步建設和鞏固公司核心技術優勢，堅定不移地推進產品和用戶體驗提升，釋放技術紅利，推動產業智能變革。而王海峰要承擔的，不僅僅是百度技術核心競爭力的提升，同時還要技術面向應用的轉化，同時還要負責團隊人才的培養及梯隊建設。
值得重點關注的是，在王海峰擔任百度 CTO 幾個月后，李彥宏宣布進一步升級 “云 + AI” 的戰略，百度智能云與 CTO 高效融合，百度副總裁、百度智能云總經理尹世明帶領 ACG(智能云事業群組)向百度 CTO 王海峰匯報。
李彥宏表示，這次組織架構的升級，有利于加速 TG 中臺戰略實施過程中積累的底層技術能力向云輸入，更有利于加速 AIG 的 AI 能力的商業化，讓技術更直接更有效率地在云平臺上支撐業務。
可見，在人工智能正在走向應用落地的大背景下，百度是希望推進利用底層技術來賦能云計算業務，并由此推動云計算賦能 AI 走向落地——而在這一次的任命中，作為 CTO 的王海峰所要擔任的職責更為重大，不僅統領了百度的總體技術進展，還要重點負責百度 AI 等技術能力的商業化落地戰略。
可以說，從業務層面來看，王海峰已經成為百度內部僅次于李彥宏的二號人物，這也充分說明百度對技術的極端重視。
京東技術轉型終于有了掌舵者
2019 年 11 月 19 日，在 JDD(京東全球科技探索者大會)上，京東宣布了整體向技術轉型的戰略，旗下京東零售、京東數字科技、京東物流三大子集團業務首次集中亮相，同時，京東明確對外闡釋了 “以零售為基礎的技術與服務企業” 的集團戰略定位。
就這一定位，媒體在對其進行解讀時認為，京東在技術投入、人才引入、技術進展和重視程度上都頗有作為，但對于業務鏈條超級復雜、流量巨大的京東來說，仍然缺乏的其實是頂層的技術架構設計，也就是 CTO 這一角色的空缺——然而很快，京東就作出反應確立了整個京東技術體系的掌舵者角色。
只不過，這個角色的實際 Title 不再是京東 CTO，而是京東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由周伯文擔任。
作為京東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周伯文首先是一個技術大牛。在加入京東之前，周伯文曾擔任 IBM Research 人工智能基礎研究院(AI Foundations)院長、IBM Watson Group 首席科學家、IBM 杰出工程師等職位。同時，周伯文曾獲得多個 IBM 技術獎項，還曾獲 IBM 杰出技術領導成就獎和 IBM 公司最高獎“Best of IBM”。在學術層面，周伯文的簡歷表也頗為矚目——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 11 月 27 日，周伯文還入選了 IEEE 2020 年新晉 Fellow 名單。
2017 年 9 月 29日，周伯文加入京東，京東集團副總裁，主要負責 AI 研究與平臺部相關業務，明確聚焦于 AI 算法的創新，并結合應用場景和成果為相關模塊賦能;他向京東 CEO 劉強東直接匯報。
此后兩年間，周伯文為京東 AI 技術基礎的發展作出了不少貢獻。
比如說，在周伯文的帶領下，京東打造人工智能開放平臺 NeuHub，目前，NeuHub 開放平臺已經聯合內外部生態力量，攜手生態伙伴共研發了 200 余款產品及應用;其中，科技部宣布依托京東集團建設智能供應鏈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其背后就是以以京東人工智能開放平臺 NeuHub 為載體的。另外在人才方面，周伯文為京東招聘了何曉冬、梅濤等幾十位科學家，并組成了一支 400 人上下的人工智能團隊。
但在任命周伯文為技術委員會主席之前，京東集團其實已經做了一些準備工作。12 月 6 日，京東集團宣布立京東云與 AI 事業部，該事業部整合了原京東云、人工智能、IoT 三大事業部的架構與職責，由周伯文掌舵，而原有的京東云事業部總裁申元慶宣告出局——如此一來，周伯文全面掌握了京東 AI、云和 IoT 等基礎技術部門。
按照京東方面的說法，周伯文在擔任京東云與 AI 事業部負責人之后，將帶領京東云、人工智能、IoT 團隊聚焦戰略、技術、產品、創新、場景化頂層設計和商業落地，將京東的前沿技術與實體經濟相融合，致力于實現學術前沿化、技術商業化的目標。由此可見，周伯文不僅僅是負責京東底層技術的進展和學術推動，還要推動技術走向應用和商業化。
然而，就在周伯文被任命為京東云與 AI 事業部負責人 4 天之后，他就在新一輪架構調整中被任命為京東集團技術委員會。按照官方的說法，京東集團技術委員會將致力于構建技術品牌，統籌打造技術文化，培養技術人才隊伍，推進京東技術轉型和技術服務戰略的落地，同時對外技術合作與交流，并打造對外技術影響力。
由此，京東在整體技術層面終于迎來了名義和實質上的掌舵者，從而為京東的技術轉型戰略打下了一個好的根基。
美團：中國互聯網要轉向用戶需求和核心技術雙輪驅動
美團點評CEO王興在數字中國建設峰會等主題演講幾次提到技術的重要性。王興表示，中國互聯網的發展要從從用戶需求驅動轉變到用戶需求和核心技術雙輪驅動，要大力發展核心技術。
王興表示，在數字中國的建設中，互聯網企業一是要堅持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統一，更好承擔起社會責任和道德責任;二是要大力發展核心技術，中國互聯網發展要從用戶需求驅動，轉變到用戶需求和核心技術雙輪驅動。
技術的重要性。團購是典型的O2O，消費者線上交易，線下消費。但這個過程很不容易，你既要線上的產品技術研發強，又要線下的商務談判推廣強，這兩種基因不太一樣，得均衡好。有人認為團購完全是一個線下的事情，跟技術沒關系，其實不是這樣的。“千團大戰”我們能夠逐步勝出，跟IT系統的領先有很大很大的關系。
“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都是數字中國建設的加速器。”王興說，中國互聯網發展的上半場充分享受了新興市場的紅利，有最多的人口、最多的互聯網用戶、最多的智能手機用戶，所以能有很快的發展;但到了下半場，要從用戶需求驅動轉向用戶需求和核心技術雙輪驅動。他介紹稱，美團除了連接消費者端，也參與到餐廳的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的建設當中。他還稱每天近2000萬單的外賣智能調度系統、在無人配送方面的研發、以及天眼推出的餐廳市民評價和大數據系統等等，都是美團點評的關鍵技術支撐。
此外，王興還在現場分享了父輩創業精神對他的影響，他父親創建的水泥廠曾經參與到家鄉的公路建設，王興稱，與父輩用水泥澆筑高速公路相比，“我希望在今天這樣一個新時代，我們這代人能夠真正搭建起信息高速公路，建設數字中國，打造網絡強國，共創美好生活。”
阿里巴巴技術生態的一次代際傳遞
在中國互聯網企業中，阿里巴巴在技術層面的戰略布局和人才補充能力，可以說是出類拔萃、獨樹一幟的，其技術中樞和掌舵者角色早在多年前就已經確立，并隨著時間的推移一路強化。體現在 2019 年，阿里巴巴在技術層面不僅僅有了巨大的收獲和榮耀，也有了進一步的架構調整和升級。
2019 年 11 月 22 日，在中國工程院公布的 2019 年當選院士名單中，赫然出現了來自阿里巴巴(中國)有限公司的王堅——這在兩院院士的入選單位中是第一次，而王堅也成為中國民企院士第一人。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王堅一直以阿里巴巴技術掌舵者的形象出現。他在 2008 年加盟阿里巴巴集團擔任首席架構師，直接向馬云匯報;此后為了解決大算力瓶頸問題，他帶領阿里巴巴技術團隊從零建立云計算系統，這個系統被定名為——飛天，而飛天也是中國唯一自研的云操作系統，它也奠定了今天的阿里云的基礎。
王堅在 2012 年 8 月被任命為阿里巴巴集團 CTO;到了 2015 年 6 月，王堅被任命為阿里巴巴技術委員會主席——而 2019 年 11 月，王堅正式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這當然首先是王堅本人的榮耀，但同時也可以說是阿里巴巴在技術上的榮耀。
不過，在王堅功成名就的同時，阿里巴巴在技術架構方面的進化并沒有停止。
2019 年 12 月 19 日，阿里巴巴和與之關聯密切的螞蟻金服同時發布了內部信，宣布了新一輪架構調整和人事變動;其中，這一輪架構調整的一個重要著力點在于技術體系的變革。
比如說，張建鋒在以往擔任達摩院院長、阿里云智能事業群的基礎之上，又被賦予阿里巴巴技術委員會主席的角色，從而領導阿里巴巴未來的技術總戰略，達摩院的建設，以及致力于阿里云智能業務的進一步突破。從 CTO 到技術委員會主席，張建鋒在繼續高升的同時，也把阿里巴巴 CTO 的角色留了出來，由原螞蟻金服 CTO 程立擔任。
據悉，程立是在 2005 年加入支付寶，是支付寶技術平臺的奠基人之一，主持了支付寶各代技術架構的規劃與基礎技術平臺的建設，設計并實施了支付寶一系列關鍵業務系統，他被被支付寶員工譽為 “神一樣的存在” ;他長期擔任螞蟻金服 CTO 一職，在 2016 年 12 月的螞蟻金服架構調整中，程立還兼任螞蟻金服國際事業群 CTO，后來還曾經擔任螞蟻金服國際事業群 COO。
顯然，張建鋒作為阿里巴巴技術掌門人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同時也凸顯了阿里云智能事業群在阿里巴巴集團的整體技術支撐地位——相比之下，此前擔任阿里巴巴技術委員會主席的王堅已經有了功成身退的感覺。
當然，以阿里巴巴的技術體系之龐大，張建鋒一個人是忙不過來的;某種程度上，程立從螞蟻金服調任阿里巴巴擔任 CTO，并且擔任阿里巴巴技術委員會副主席，正是為了輔佐張建鋒——但此處需要注意的是，程立的直接匯報對象也是阿里巴巴 CEO 張勇，而非張建鋒。
另外，在螞蟻金服方面，由于程立在阿里巴巴有了新角色，螞蟻金服的 CTO 一職胡喜擔任。據悉，在升職之前，胡喜擔任螞蟻金服副 CTO、副總裁和首席架構師，也是阿里巴巴的合伙人——這次的調整，胡喜也是成功轉正了。
可以看到，在這一次的架構調整中，阿里巴巴充分發揮了其在技術人才方面的替補優勢，并且在戰略上對技術進行了更高的強調。而螞蟻金服本質上也是屬于屬于阿里巴巴生態體系的范疇，所以實際上這次調整也是整個阿里巴巴生態在技術層面發生的一次升級。
實際上，伴隨著阿里巴巴技術委員會的實際擔任角色從王堅到張建鋒，阿里巴巴的整個技術體系也完成了代際傳遞。
總結：中國互聯網行業走向技術驅動時代
即使移動互聯網時代已經過去，BAT 也依然是中國互聯網行業的風向標。
2018 年，BAT 都在各自的架構調整中朝向 B 端邁進了一步，由此成為整個中國互聯網行業發展開始向產業層面深入拓展的一個注腳。
到了 2019 年，BAT 則再次罕見一致地在技術架構層面實現了進一步的動向，也許它們的重心和形式各有不同，但無一不反映了技術本身在它們自身發展中得到了更高的定位。更何況，在 BAT 的周圍，還有京東、小米等中國最具代表性的互聯網企業，也一同確立了技術在自身企業發展中的獨特地位。
如果借用歷史眼光和上帝視角來看待 2019 年，這一年必將會被視為中國互聯網行業發展史上的一個標志性年份。經歷了二十余年的野蠻生長和激流沖蕩，這個行業終于定位到自身長遠發展的核心支撐力——技術，并且開始在定位中調整，在調整中沉潛，在沉潛中蓄力。而這種力量，也是中國互聯網企業面對未來內外挑戰的關鍵所在。
由此，站在 2020 年的窗口，我們真誠地為中國互聯網行業祝福，并同樣做好了見證一切的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