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冠肺炎疫情擴散至今，該國疾控中心提供的數據已經無法反應其真實疫情情況。由于美國各地確診數據公布早于聯邦級別，全美累計確診人數，目前只能由各大媒體、機構通過各州公布的疫情數據，手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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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觀察者網報道，在梳理美媒和機構數據后發現，全美目前累計確診數約在717人至752人之間。而美國疾控中心并未及時收集地方政府上報的數據。該官網目前顯示累計確診人數僅為423人，大約和美媒3月7日手算數據一致。值得一提，美國疾控中心網站周末不更新數據。

CNN：累計717例確診

CNN新聞網介紹，717例是通過各地公共衛生系統實時通報數據推算得出，其中含單次核酸檢測呈陽性者列為“推定陽性病例(Presumptive Positive)”、以及由美國疾控中心經2次核酸檢測結果確診的“實驗室確診病例(Laboratory confirmed)”。該數據含26例病死病例。

《紐約時報》同樣通過疊加全美各地衛生部門數據得知，截至美國當地時間2月10日凌晨，全美累計確診“至少”728例，其中26人病死。該媒體表示，自1月以來就開始追蹤美國確診病例數，且已經建立數據庫，數據來源為聯邦政府、州政府以及當地政府官員的數據。

紐約時報：累計確診至少728例

此外，《商業內幕》等在內的很多美國媒體，在報道疫情時引用了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疫情數據。后者自1月22日以來，建立新冠肺炎疫情信息中心網站，實時不間斷更新全球各地確診數據。就美國而言，校方曾依靠美國疾控中心數據，但自2月1日起，開始匯總全美各地衛生部門數據，并參考權威媒體報道，手動錄入數據。

這便與我國的疫情實時大數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時至今日，想必沒有人能質疑大數據對于我國抗疫的幫助和重要性。而在前兩日的文章中，我們分析了為何歐美的大數據、智慧城市等項目為何較之我國先發而后至，但這真能表明美國因過分重視“人權、隱私”進而使大數據發展嚴重滯后，所以無法助力抗疫么?

“你以為你在第二層，他在第一層，實際上他卻在第五層”

提即棱鏡門想必大家都不陌生，那是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和聯邦調查局(FBI)于2007年啟動了一個代號為“棱鏡”的秘密監控項目，直接進入美國網際網絡公司的中心服務器里挖掘數據、收集情報，包括微軟、雅虎、谷歌、蘋果等在內的9家國際網絡巨頭皆參與其中。以此看，美國從未放棄對各類數據的收集。

紐約時報對中、意兩國封城的評論

而本次疫情，透過紐約時報的兩篇導報，我們不難看出，無論是“雙標”也好“真香”也罷，至少從美國一線媒體所引導的輿論來看，被其一直鼓吹的“人權”與“隱私”不過是春秋筆法。

另外根據IHS Markit預測，到2021年，全球將部署10億個監控攝像頭。其中，中國的安裝數預計將達到5.6億多個，占全球安裝的監控設備的最大份額，而美國則將增加到約8500萬個。而據統計，2018年，中國安裝了3.5億臺攝像頭;在美國大約安裝了7,000萬臺攝像頭。雖然看起來中國的監控設備數量是美國的數倍。但是考慮人口在計算平均值之后，美國大約4.6人/臺，而中國約4.1人/臺。

雖然美國安裝的監控設備以碎片化市場驅動占據大頭，但監控設備作為大數據信息收集的重要來源，如此基本盤下美國因所謂“人權”、“隱私”對大數據、智慧城市毫無建樹，你信么?同時參考美國的“前科”此次到底是美國不重視進而導致未啟用大數據，還是大數據因建設滯后不足以助力疫情尚未可知。

與其為美國操心，不如來關注自己

前些年一直有一眾“公知”、“大V”在鼓吹XX國軍事裝備超越我們多少多少，我們落后多少多少，一旦開戰我們將毫無還手之力。可“敵人”的武器無論多么先進，有朝一日終是打向我們，而我們的武器再落后也是用來保衛自己。與其為美國絞盡腦汁，不如靜下心來，為我國大數據在本次疫情之下的不足表現查缺補漏。

從往日來看，我國當下處于智慧城市建設初級階段，由于技術能力、標準框架、頂層設計不成熟，大多數城市重建設而輕應用，散落在街頭巷尾和部門、企業服務器的海量數據，匯集到城市大數據中心，也只是換了個“睡覺”的地方，“聚而不通、通而不用”的情況比比皆是。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即“看得見人”卻“找不到人”。每每國內媒體所報道的尋找“XXX的哥”、“XXX列車乘客”的原因便是來源于此。雖然本次筆者有幸親眼見證了本次疫情下交通大數據與公安大數據的無縫對接(在加格達奇確診一例新型肺炎病例后，當日晚該患者返鄉乘坐于那趟列車、車上有何人隨即被調查的一清二楚，筆者有17位同鄉與該患者在同一車廂，隨后凌晨公安干警便一一登門拜訪，連夜將他們送往醫院)，但對大數據如此兩眼的應用是否是曇花一現，當下未曾得知。

而從性質上來看，交通大數據更偏向于調度與車流的監督，談起對秩序的管控與對車輛行人的約束，顯然需要依靠的是公安大數據的管理。如何將二者緊密結合則成了當下的難題，其實相較于傳統的火車、飛機這種進出皆需實名(或是人臉識別、或是刷身份證入站)的出行方式來說，車輛軌跡則更難追蹤。

典型的則是內蒙古的首例新冠患者，這位仁兄獨自一人驅車一千兩百公里“點亮”內蒙古的地圖，大數據溯源的第一步，病原地那些人“出來了”、目的地在哪都做不到，又何談其他。

針對于車輛軌跡，則只能加大對于信息收集方面的投入，比如去年被ETC“PK”掉的車牌識別。車牌識別布置于高速公路的出入口，當車輛行駛至高速公路入口、出口時，車牌的數據都會被保留，以確定車輛的大概位置，隨后便可與城市內與各枝干道路上的智能監控相聯動，進而對車輛的行駛數據做到了如指掌，當數據被收集后，一旦發生緊急事件，隨即便可通過鎖定車主、追蹤車輛軌跡進行管控，以確保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另一個痛點則是老生常談的“地均”不足，我國當下監控設備雖多，但較之于我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則尚顯不足，且部分極端地區連電、網的問題都難以解決，就更別提監控設備的布控了。

結語

《智慧城市：數字技術打造宜居家園》這一則對行業影響深遠的深度報告其提出者麥肯錫便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教授;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既是最早洞見大數據時代發展趨勢的數據科學家之一，又是最受人尊敬的權威發言人之一，美國十幾年發展至今大數據不足以用于抗疫，您信么?

若真聽信歐美被極端化“人權”、“隱私”思想，讓智慧城市、大數據等項目發展停滯不前，那才是真真正正的“被忽忽悠悠就瘸了”。隨著建設的不斷完善，我國圍繞著交通調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所建立起來的交通和視音頻大數據資源，隨著運營的深入，將會在更多領域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