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邊界矛盾到網絡沖突,印度為什么總喜歡“碰瓷”?
在邊界問題上,印度常常喜歡使用“碰瓷”這一招數,越線挑釁再甩鍋中國。在網絡空間中,印度這一習性似乎也是如此。
自6月中旬以來,中印邊界事端再起,印軍在加勒萬河谷地區越過實控線非法活動,蓄意發動挑釁攻擊,引發雙方激烈肢體沖突,造成人員傷亡。隨后印方的說辭從“解放軍沒有闖入中國邊境”到“擴張時代已經結束”含沙射影暗指中國越界入侵,前前后后,自相矛盾。只能說,這一事件也是“碰瓷”意味濃重。然而,中印邊界多次爭端,都離不開印度的“自我加戲”。
7月,印度又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了59款中國應用程序,總統莫迪也注銷了中國社交平臺微博賬號,而在此之前印度App市場出現的“Remove China App”應用程序一度火爆,但因為違反欺騙行為政策被谷歌下架。隨后,印媒又以此為由指責中國背后操縱,這一幕似曾相識?
“鏡像”式轉移矛盾
從邊界爭端問題到網絡空間爭議,對中手法如出一轍。不禁讓人好奇,印度為什么總喜歡“碰瓷”?
實際上,網絡空間的爭端是邊界問題的延伸,因此,從以往人們津津樂道的那些印度“碰瓷”原因探析中,也可以參見一些,比如轉移國內矛盾、印度自身的民族主義特性等。從印度自身的歷史特性和政治背景因素來說,這些影響確實不小。
首先,全球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矛盾叢生,印度也是如此。經濟形勢下跌、失業率上漲,國內民眾恐慌情緒蔓延。如果壓抑太久,對于國家政權來說,岌岌可危。所以,在邊界挑起事端,在網絡空間針對中國,轉移民眾視線。同時,將疫情矛盾甩鍋中國,找到民眾情緒宣泄口,轉移國內矛盾,緩解政治危機。
其次,從印度自身的歷史發展來看,能力配不上野心。印度獨立并未經過暴力革命,對于自身的發展和未來充滿理想主義。比如在今年2月份,印度黑客組織在一社交網站揚言印度黑客是世界第一,美國才第二,并表示中國在互聯網方面比較落后,還排不上名。但隨后,該黑客組織首頁就被掛上We come from China及一個星星標志。
這是網絡空間中印度黑客“自信”的表現。然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現實是印度國內很多民眾還處在饑餓邊緣,莫迪上臺后改革推進阻礙重重,未見其效。此外,印度還喜歡高舉民族主義大旗,抵制中國,但一系列舉措對于本國自身的發展和疫情的緩解也沒什么實質幫助,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今年2月,印度黑客被曝以疫情為餌,對中國醫療機構發起APT攻擊。在這樣的特殊時期,開展網絡攻擊,試圖以“趁火打劫”的方式獲取中國前沿醫療新技術,截取醫療設備數據,同時,制造恐慌,擾亂國內穩定。而近期,成都電子科技大學曝出印度留學生入侵電子顯示屏,被替換成了反華言論。一系列的攻擊事件可以發現民眾的情緒是一把“利刃”,背后的操縱者卻又戴著“正義”的帽子。
網絡戰中 “攻防相對”
印度一系列網絡空間的動作、攻防事件,擴大來說,是一場國家間的網絡戰。網絡戰通常指的是為了干擾、破壞敵方網絡信息系統,并保證己方網絡信息系統的正常運行而采取的一系列網絡攻防行動。
網絡空間本身就是在逐漸變成軍事力量的新戰場。網絡戰形態多樣,比如針對對方網絡的網絡攻擊、針對對方設施的網絡攻擊、網絡竊密戰、網絡信息戰、網絡防御戰等。網絡戰已被視為繼陸戰、海戰、空戰、太空戰之后“第五種作戰形式”。
在網絡戰中,“攻防相對”,比如之前印媒宣稱要建立一支由1.5萬人組成的網絡安全部隊,防范日益嚴重的網絡攻擊。但有分析人士指出,印方是在借題發揮,其根本目的是加強攻擊別國網絡的能力。網絡空間中的攻擊方和防御方,是相對的,能夠視角轉換、角色轉變,從對方的角度解決己方的問題,才能真正提高網絡安全能力。
先來說說印度的網絡攻擊能力。近幾年,印度的網絡安全實力有所上升,甚至企圖利用網絡戰謀求國際地位。根據漏洞賞金平臺Bugcrowd公布的最新報告“Inside of a Hacker 2020”,印度黑客人數和漏洞賞金總額在最近幾個月中急劇增加,首次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國家。
前段時間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也曝光一家從事黑客間諜服務的印度公司,這家名為BellTroX的公司,7年的時間里對全球超過1萬個電子郵件賬戶進行了入侵,Citizen Lab的研究員稱其正在進行:“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雇傭間諜活動之一。”盡管如此,網絡能力相比之前有所進步,但無奈改不了愛“碰瓷”的本性。
印度的網安機制
再來看看印度的網絡安全防御能力。隨著軍隊對網絡平臺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印度軍方更加注重網絡攻防。比如,加強已經連接到師級單位的信息網絡安全建設,防范日益嚴重的網絡攻擊。回顧印度網絡安全機制發展,可以看到其網絡安全防御能力在一步步加強。
2011年,印度政府開始成立一個由不同政府部門成員組成的網絡防御工作組,負責有關國家網絡政策設計和制度安排。
2013年7月,印度電子與信息技術部門(DEIT)發布《國家網絡安全政策》(NSSC),這標志著印度開始有意識地組建國家網絡安全治理機制。
2015年,印度政府出臺《國家加密政策》,旨在提高對私人網絡數據的獲取權限,以此來維護網絡空間的穩定和安全。但是該法案遭到國內社會各界的反對,最終撤回并未發布。
2018年,印度政府發布了《網絡危機管理方案》以處理網絡突發狀況。
近年來,印度的網絡安全機構也在不斷完善,目前,印度已經基本形成了以總理為最高決策核心,以總理辦公室為中樞機構,以內政部、國防部和電子與信息技術部為主要管理部門的網絡安全治理格局。
同網絡攻擊能力一樣,安全防御雖有發展,但就印度自身面臨的網絡安全風險挑戰而言,還是處在“能力配不上野心”的狀態。《印度網絡安全機制、現狀和未來》一文指出,印度當前面臨的網絡安全風險一是網絡犯罪和網絡恐怖主義在沖擊著政府和私人網絡;二是軍方網絡機構個文官網絡機構的長期隔離削弱印度網絡能力。
印度自身境內的網絡恐怖主義攻擊威脅程度事實上不亞于他們想象中“他國攻擊”。在教派沖突、族群沖突和種姓矛盾混在在一起的情況下,網絡恐怖主義才是印度政府面臨的玩頑疾。那么,到時候再借助國外“碰瓷”還會有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