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響，許多公司、高校以及其他組織，不得不將一些應用的入口，開放到互聯網上。在這個過程中，容易把業務的端口暴露出來，成為黑客的攻擊目標。

此外，很多企業都正在飽受“內鬼”問題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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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贊微盟系統遭核心運維人員賀某刪庫，導致大面積服務集群無法響應，生產環境及數據遭到嚴重破壞。

某一家互聯網巨頭公司，在重點城市的日均單量數據，被內部人員以2萬元的價格，賣給了競爭對手。

員工離職時，拷走公司業務所有的源代碼……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有時候數據泄露，并不是遭受黑客攻擊，而是來自“內鬼”的攻擊，防不勝防。

在這樣的背景下，由研究機構Forrester的首席分析師約翰·金德維格在2010年提出的“零信任”安全又火了起來。

2018年，英格索蘭工業美國公司發現，其服務工程師孫某將公司69萬份保密信息下載到硬盤以及轉發到自己的私人郵箱里。

相關工作人員對孫某進行約談后，隨即解除了勞動合同，一紙訴狀將其告上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終審判決認為，孫某的行為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像“內鬼”下載公司內部機密資料的事件，并不少見。

在大數據時代，數據已然成為影響企業生存發展的核心機密。

以早之前進行補貼大戰的兩家互聯網企業為例，如果自己的當天的補貼單量及補貼價格，被泄露給競爭對手。那么對手就可以根據其補貼情況，靈活調整補貼打法，占盡優勢。

為了解決近年來越來越頻繁的“內鬼”問題，“零信任”理念正式登上歷史舞臺。

什么是“零信任”

“零信任”既不是一種技術手段，也不是某一種產品，而是一種安全理念。它會假定網絡邊界內外的任何主體，在未經驗證前都不予信任。

“持續驗證，用不信任”，是零信任的基本觀點。

正如約翰·金德維格所言：“證明員工身份的不是密碼，是行為。”

除了使用身份鑒別技術外，“零信任”還會監控賬號的行為。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某一企業員工，擁有訪問企業源代碼資源庫的權限，但這一賬號并不是判斷合法行為的唯一標準，即不是在權限內的所有行為，都會被認為是合理合法。

正常來說，每天工作時間這名員工會做一些代碼的拉取和提交行為，但如果有一天他下載了大量平時不經常訪問的數據庫代碼，顯然該行為存在風險，應及時預警或者阻斷。

2020年，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發布了零信任架構標準，進一步推動了“零信任”安全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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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阿里、字節、快手等大廠，如果員工離開座位沒有關閉電腦，很快就會被風控部門約談，甚至被罰款。

以前滴滴的員工可以隨意查看跨部門的單量信息，現在已經被嚴格的權限方案所限制。

快手、騰訊內部的數據文檔不再能隨意下載，也不能被傳輸。

近年來，數據泄露事件有逐漸擴散的趨勢，越來越多的企業將自己的數據搬到“云上”，網絡邊界越來越模糊，這些因素對企業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零信任”安全理念也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企業所接受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