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總書記指出：“要加強人工智能發展的潛在風險研判和防范，維護人民利益和國家安全，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明者防禍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面對迅速發展的人工智能技術，既要做到有備無患，又要善于化危為機。

技術極大地推動了國家政治社會發展進程

科技革命與政治演進的歷史性耦合是探討人工智能影響國家政治安全的邏輯起點，技術嵌入政治領域并極大地推動了國家政治社會發展進程。馬克思把科學看成是“歷史的有力杠桿”和“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科學突破引發技術革命成為社會第一生產力，不斷改變著人們生產生活方式和組織交往方式，促進國家政治上層建筑的變革。

古典時期，有限的教育、局限的訊息、不便的交通使民眾的政治力量極為松散，真正能夠形成社會影響的主要是因機緣巧合匯聚成群的流民和因某種崇拜集結起來的信徒。工業革命以后，廣播、報紙、電話等媒體的出現加速了人們的交流互通，火車、汽車等交通工具的出現為人們往來和聚集創造了條件。

進入互聯網時代，通信成本急劇降低，訊息的隨身隨時推送使人們相互聯系更為廣泛緊密，人們的自我組織能力和政治參與度空前提高，政治控制的成本和挑戰日益增大。

新技術革命既對普通民眾的生活生產帶來影響，也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結構、政治權力運行帶來深刻變化。技術革命源于人類不斷發展的生產實踐與生活需要，顯著改變了人類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引領了社會生產新變革，創造了人類生活新空間，拓展了國家治理新領域，重塑了世界政治新格局。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既是一部技術革命創新史，也是一部政治革命演進史。

人工智能不斷拓展傳統國家政治安全的內涵和外延

政治安全是一個多要素構成的歷史范疇，既包括一國在國際上防止外部政治干涉、保障國家主權完整，也包括在國內保持政治制度穩定、執政黨的地位鞏固。較之以往的技術，人工智能呈現出深度學習、跨界融合、人機協同、群智開放、自主操控等多樣性特征，不斷拓展著傳統國家政治安全的內涵和外延。

以往的技術革命主要由物理定律驅動，而智能技術革命主要由信息和算法驅動，不同于傳統的社會學變量的定量分析，大數據、云計算、機器學習等智能技術可以將數以億計的政治行為進行深入、系統、精確分析，來揭示和把握權力聚集、政治威望、公眾參與等特征規律，為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提供技術和智慧支撐。

在人工智能技術領先的世界大國，政府治理模式已經開始從傳統治理向數據治理、算法治理等智能治理模式轉變，或多或少地呈現出政治行為過程數據信息化、政治情感中立化、政治權力去中心化，甚至出現政治結構不對稱性等外化特征，為國家治理和安全穩定帶來新的影響。

在國際上，人工智能促進國際政治主體多元化，深刻影響國家間的力量對比，國際政治格局加速調整，新一輪大國興衰交替蓄勢待發。有觀點認為，智能媒介和政治元素的連接日益緊密，人工智能技術與國家政治的關聯性越來越強，將可能徹底重塑人類社會組織形態，強勢扭轉維持了百余年的“社會—政黨—國家”傳統政治格局，在人類文明歷程中的巨大影響堪比核武器。

人工智能孕育推動政治安全現代化的新機遇

人工智能對政治領域前所未有地賦能，在潛伏著諸多技術性風險的同時，也混含著倒逼國家政治轉型的新動力，孕育著推動政治安全現代化的新機遇。世界上一些國家紛紛把人工智能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高度，開始運用智能技術對利益相關方進行精準分析，跟蹤民眾的政治認同、研判恐怖主義行跡、明晰國家戰略風險等，以期提高政黨和國家治理能力，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權安全和制度安全。技術革命也是思想革命，迎接智能化浪潮要深入探討技術革命與政治安全的基本邏輯，既要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又要不斷解放思想、開拓創新，在防范智能化浪潮對國家政治安全威脅的同時，抓住機遇，讓國家政治安全堅實可靠、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