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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精英經常夸口說他們多么了不起，幾天就拉到了幾千萬美元的投資或者做出個什么拯救世界的產品。他們這種傲慢自負的態度遭到了知名企業和國家政府的不滿，說他們是“自大的賤人”。但事實是什么樣子呢？那就是，世界絕對不能缺少這些瘋狂的天才！

那群“自大的賤人”

塞姆·奧爾特曼(Sam Altman)坐在桌子后面，膝蓋縮到胸前，吃著剛買回來的杏干。他才 29 歲，但連最敷衍的酒保都要把他照顧得好好的。在想問題時，他的一只手會一直揪著頭發，把頭發抓得一叢叢的，像愛因斯坦的發型那樣直豎起來。他說他最主要的興趣點其實是物理，不過在讀斯坦福大學時，他主修計算機科學，因為“物理的事兒我已經懂得七七八八了”。他的T恤上印著一行字，“做人們想要的東西”，這是他管理的孵化器 Y Combinator 的口號。這家公司向新成立的初創公司提供 12 萬美元及三個月的免費無線網絡、咖啡、停車位和咨詢服務，用來換取新公司7% 的股權。我向奧爾特曼提了個問題：為什么硅谷的創業家們個個都那么討人厭？他嚼完了一塊杏干，用手指揪著一撮頭發，然后說：“硅谷有那么多自大的賤人，這恐怕也沒起什么好作用。”

近來，硅谷這群“自大的賤人”嘗到了點兒苦頭。過去的 18 個月左右爆發了一系列呼吁的自由主義暴行，示威者群起對舊金山日趨貴族化表示反對，他們扎穿輪胎，砸壞窗戶，有一次還有意在谷歌和雅虎公司的通勤車上嘔吐，住在城里的員工就是坐著這些班車往南走 60 多公里，來到位于芒廷維尤和森尼維爾的辦公室。

今年 1 月，82 歲的硅谷億萬富翁、風險投資人湯姆·珀金斯(Tom Perkins)給《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去信，將這類針對1% 富人發起的攻擊跟納粹迫害猶太人相提并論，跟大部分拿納粹做的對比一樣，這并沒有提升人們對事態的關注。在舊金山，至少有兩人因為戴著“玻璃洞”，也就是谷歌那款備受嘲諷的內置鏡頭眼鏡而受到旁人攻擊。98 歲的瑪麗·伊麗莎白·菲利浦斯(Mary Elizabeth Phillips)自打 1937 年起一直住在舊金山，但她住的公寓樓被房地產公司收購，因此面臨被驅逐的窘境，抗議者擁到了這家房地產開發商門口，控訴說科技新貴(以及貪婪的房東)該為這位老人的遭遇負責。

2010 年 1 月，舊金山的失業率為 10.1%，市長埃德·李(Ed Lee)向科技業者提供了留在本市的激勵措施。該市目前的失業率僅為 4.4%，承載不下的公司開始流入奧克蘭，這個城市的失業率從 17.6% 應聲降至 8.9%，而且咖啡店員的失業率還要更低。全球絕大多數地方面對的問題，在硅谷這里都不存在，但正如每個帕洛阿爾托人都會說的那樣，即使是最正面的顛覆也會引發負外部性(指一個人或企業的行為使其他人或企業支付了額外的成本費用，但后者又無法獲得相應補償的現象——譯注)。而在 4 月份，示威者對此做出了另一種詮釋，這群人扎堆兒來到一位 37 歲的谷歌創投合伙人舊金山寓所門口，舉起印有笑臉圖案的橫幅，上面這樣寫著：

凱文·羅斯(Kevin Rose)是個寄生蟲……他投資的初創公司招來了一伙創業家，蕩平了舊金山和奧克蘭……我們還要給他們端咖啡、送外賣、帶孩子、擦地板。

邁克·賈積(Mike Judge)曾當過工程師，創作有電視劇集《癟四與大頭蛋》(Beavis and Butt-head)、《一家之主》(King of the Hill)，電影《上班一條蟲》(Office Space)和《蠢蛋進化論》(Idiocracy)，還制作了 HBO 電視臺的情景喜劇《硅谷》(Silicon Valley)，劇集諷刺了工程師們高人一等的心態。“一直到最近，‘占領華爾街’的人群貌似并不厭煩史蒂夫·喬布斯，對科技界也不那么厭惡。哪怕這些人是站在金字塔尖的那 0.001%。”他說。于是，“占領硅谷”運動開始了。

大部分抗議人士怨恨的是房價高企和收入不均。他們還關注美國是否將過多資源投入到這群做智能手機應用的 20 來歲程序員身上，擔心在電子郵件、網絡搜索和個人照片上面，是否給予了這些家伙過多的信任。Facebook 上月就吃了一棍子，這家公司披露稱曾對不知情的用戶進行了一次心理實驗；而所有大型科技公司都因向聯邦政府提供信息而遭受抨擊(盡管事實上有很多公司拒絕政府要求，是在法庭強制之下才這么做的)。谷歌的公眾形象眼下到了壞得不能再壞的地步：碩大、窗戶鍍膜的通勤班車；跟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合作；裝有旋轉攝像機行駛的“老大哥”攝影車，這類車子為 Google Earth 繪制“街景”；收購制造軍事機器人的波士頓動力公司(Boston Dynamics)，這類機器人肯定會激發好萊塢創作某些警世故事；還有“不作惡”的口號，難免惹人猜想這家公司是否實際上是在作惡。

想到在一次黑客大會上，人們為“Titstare”這款男人分享自己偷拍女人乳溝照片的應用所響起的掌聲，以及 Snapchat 聯合創始人伊萬·斯皮格爾性別歧視意味濃厚的郵件(寫信時他還是斯坦福大學一家兄弟會的會員)，這讓人感覺到，一雪前恥的書呆子們在對待女性時，貌似要比肌肉男更惡劣。簡而言之，人們很疑惑的是，這群信誓旦旦要改變世界的奮斗者，是不是徹徹底底的大草包？！

問題一部分在于，市場對智能手機的無聊消遣給予了過多回報。“當別人做的事情看起來毫無意義，并不像他們所聲稱的那樣可以改變世界時……這真的是惹人惱恨。這是傲慢自大的一類特殊形式。”奧爾特曼說。他還指出，在 Y Combinator，他幾乎不會給公司創始人提出任何泛泛的建議，除了“不要過度承諾”和“不要成為自大的創始人”。他進一步說，今年 7 月，唯一功能就是通過手機發送“yo”字的應用軟件 Yo 得到 1000 萬美元估值，并獲得 150 萬美元融資，碰到這種事情，很難不讓人們對整個硅谷質疑。也正因此，他現在用自己的錢廣泛投資于能源、生物技術和人工智能行業。“人家覺得我們實在是太幸運了，理應做有意義的事情。”他說。

如果說 Yo 是個信手拈來的笑柄的話，它另一方面也不那么有代表性。當硅谷的初創公司夸口說，它們正在做的事情那些知名公司和政府都做不到，這話多半是沒有錯的。在政府與汽車廠商來回協商、希望改進公司的平均節油標準時，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已經做出了一款人人想要的電動車。法律規定車企在 2016 年起需要安裝后置攝像頭，此舉一年有可能挽救 69 條生命；而谷歌的無人駕駛汽車至今未發生一起剮蹭。Uber 在解決醉駕這個問題上，遠比公益廣告更加實用。如果有人告訴你，一個所有人都在分享自己吃什么的 140 字應用可以改變這個世界，聽起來恐怕像是癡人說夢，可 Twitter 成為在解放廣場上組織示威的主要工具。此外，據 BBC 和其他新聞媒體報道，在 8 月，以色列人開始用 Yo 來互相提醒火箭襲擊的信息。

不管傲慢與否，硅谷仍在繼續引領經濟。老派的美式樂觀主義仍是灣區的規則，在這里，移民無人歡迎，汗水得到獎掖，人人相信自己的子女能享受更好的生活。俾斯麥·萊佩(Bismarck Lepe)畢業于斯坦福大學，5 歲時他還在加州的奧克斯納德幫從墨西哥移民來的農民父母在地里摘草莓，而現在，34 歲的他已經創立了 Ooyala (在線視頻)和 Wizeline (產品管理)兩家公司。他說，想要了解硅谷的氣質，只需要聽聽史蒂夫·喬布斯在 1997 年蘋果公司廣告中的旁白：

向那些瘋狂的家伙致敬……他們看待事物與眾不同，他們不喜歡墨守成規，也不愿安于現狀。你可以支持他們，反對他們，頌揚或是詆毀他們，但唯獨不能漠視他們。因為他們改變了事物……因為只有那些瘋狂到以為自己能夠改變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變世界。

“你確實可以帶著‘自大’的勁頭改變‘瘋狂’，”萊佩說，“因為只有自大的人，才能改變世界。”

他們真的能“改變世界”嗎？

每周二，Y Combinator 的初創公司創始人都會聚在一起共進晚餐，聆聽演講；最近的兩位主講人分別是 Facebook 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風險投資人彼得·泰爾(Peter Thiel)。每逢這時候，這家孵化器位于芒廷維尤的辦公室看起來就像是發展中國家的咖啡館——一溜兒長桌和便宜的折疊椅，二三十個年輕人和三個姑娘掛著胸牌在筆記本電腦上敲個不停。橙色的墻面上覆有一層隔音泡沫，如果電腦程序員們太吵鬧，這樣裝修倒是有點意義。由于孵化器并不進行B輪投資，創始人們可以在小組會議中盡情袒露自己的弱點，給人的感覺有點像是集體心理治療。在 7 月的一次聚會中，可以很快發現，傲慢自大的架勢，一部分是科技業者擺出來贏取合伙人、投資者和招聘人員的幌子。如果說，這些正在接受改變世界訓練的人對顛覆帶來的危害后知后覺，也許只是因為他們顛覆的是自己的生活：從別的城市或國家搬到此處，回絕了高薪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住在辦公室里，朦朧地意識到自己的生意肯定會搞砸。

在他們的正上方，高懸著天使投資人羅恩·康韋(Ron Conway)和他的小狗的畫像，這幅畫原本是史蒂夫·喬布斯的遺孀勞倫·喬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送給康韋的生日禮物，但很快就被康韋丟棄，它現在成了媚俗之作的代表。表現得像個志得意滿的有錢佬，這并不是自大的正確表現。如果有人把你令人敬畏的準則畫成油畫，這才真正算得上酷。

跟大部分硅谷人一樣，奧爾特曼的穿衣風格像中學生。Y Combinator 曾為他的公司 Loopt 注資，這家公司的產品可以讓人們將自己的方位跟友人分享，是 Foursquare 的競爭對手。2005 年，奧爾特曼從斯坦福大學輟學后創辦了 Loopt，2012 年公司作價 4340 萬美元售出。在賺了這么一大筆錢后，他買了幾臺酷車，但目前仍然跟兩個兄弟在舊金山合租一套公寓，用的宜家水杯也是在斯坦福讀書時買的。幾年前房子漏水，連累他放在地板上的床墊泡湯，并且長出了多得嚇人的霉菌，他才終于買了個床架。“在大部分城市，比如紐約和洛杉磯，人們把短期的現金或薪酬看得很重。但在硅谷，有很多投資是需要等待的，而這造就了公司。”他說，“在紐約，你要面對的壓力是在漢普頓買個大房子，或者送孩子去私立學校。而在這里，開超級豪車、有大房子或者新衣服，都不是你地位高的標志。這里的標志是天使投資。風險越大越好。”是的，他們癡迷于彼此公司的估值，他們用這種激烈的競爭手段來為所有人打分。當人們笑話斯皮格爾拒絕了 Facebook30 億美元的收購要約時，他們并不了解，斯皮格爾不想要更多錢，他想要的是建立并主管一家巨大而且有影響力的公司。大部分硅谷企業家在創建新公司時，目的并不僅僅是發家致富。他們的眼光要更為遠大。

23 歲的邁克·弗朗(Mike Furlong)在紐約花旗集團做證券交易員時，見慣了人們大把花錢、大聲叫嚷。他來到了 Y Combinator，創建了一個網站，召集人們湊份子購買對沖基金。“華爾街并不關心對錯，他們關心是否合法。而在這里，人們關心孰是孰非。”他說。就算科技企業高管夸大了自己改變世界的能力，可是，這個目標不是遠比在拉斯維加斯的大都會酒店買醉美好嗎？

自從硅谷崛起，這便是它 DNA 的一部分。CNN 在 1999 年拍攝了一部專題片，探討網絡公司熱潮帶來的刺激與奢靡，并提出了一個預設觀點，那就是硅谷是西海岸的華爾街，對此風險投資人史蒂夫·尤爾韋松(Steve Jurvetson)提出了異議。“想到有人會說，‘我純粹是沖著錢才做這件事’，這簡直是作孽。你之所以做這件事，是因為你想改變世界。”他說。今年 7 月，在接受電話采訪時，尤爾韋松表示硅谷的目標從未改變；如果真有變化，也只是變得更為宏大。“有越來越多的創業人士立足于全球，他們想要改善的是貧富差距或健康醫療，”他說，“他們考慮的不是奧巴馬醫改，因為這太微不足道了。他們不再理會現存的教育基礎設施，而是創造了慕課(MOOCs，大型公開在線課程)的全新平臺。你得避而不管陷在政府泥潭中的事情，就是要創建一個新體系。”

36 歲的達娜·林格爾曼(Danae Ringlemann)的眾籌網站 Indiegogo 設在舊金山南市場區的磚墻結構寫字樓里，一面墻上掛著幾把吉他，另一邊排著員工的自行車，還有一面墻上展示著涂鴉課的成果。電梯旁邊是用小燈泡組成的單詞“賦權”。她是業界罕見的舊金山本地人，戴著厚框眼鏡，長長的金發從中間分縫兒。她的父母曾苦苦支撐一家搬家公司，在她讀大學時公司宣告破產。她讀的是私立高中(拿獎學金)，學校里的數學課通常意味著同學圍坐成一圈，共同研習數學難題。

她想要通過 Indiegogo 為所有懷有值得幫助的理念的人籌集資金，而且包括那些并沒有多少商業抱負的藝術家。為遠離硅谷的人們提供資金，這個聽來有些諷刺的商業想法令她的硅谷公司迅猛成長。“我爸爸總是告訴我，這個世界不喜歡變化，”林格爾曼說，“這個世界喜歡說不。它不想作惡，但它缺乏智慧。作為創業者，你的職責就是抗擊這一切。事后，人家會對你做的事情感到快慰。但別指望有人感謝你。商業擁有你無法置信的行善資源。它可能是做善事最好的資源。”

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是作家、哈佛大學法學教授，這位互聯網和社會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的創始人認為，西海岸的編碼(程序)跟東海岸的編碼(法令)是不相容的。今年早些時候他啟動了一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耗資 1200 萬美元為想要消滅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候選人打廣告。萊斯格說，本世紀前 10 年科技領袖們處于萌芽階段的自由意志主義傾向，已經被跟政府打交道而產生的實實在在的挫敗感取代。“我認識一個雅虎的工程師，他是個真正的天才，有一次他跟我談起了對拍賣理論的研究。我跟他說，‘如果你把自己的天賦放在醫療或社會保障上，會不會派上更好的用場？’他說，‘我找過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當時他們正在應對藥品定價問題，而我有一個想法，但他們連門都不讓我進。’”萊斯格說，美國在向政府配置資源方面是在退步，現在對各種新鮮理念都避之不及。

初創公司 HealthTap 的產品可使得用戶與當地醫生進行視頻聊天，進行初步的病情評估，公司設在帕洛阿爾托大學街。41 歲的創始人羅恩·古特曼(Ron Gutman)更為用心地對待著將世界變得更美好這件事。“在面試時，如果有人未談起自己想要做好事，為世界帶來變化，我們是不會聘請這個人的。再出色都不行，面試到此為止。”他說。他放下手中的冰綠茶，走到辦公室樓上的正前方，站到木制站立式辦公桌、一尊佛像和幾盆盆栽花前面，公司每周一次的全員會議就要開始了。在這里，你聽到的掌聲比排球比賽中的還要多。“從我們創立 HealthTap 的這一天起，世界就將不同。它會發生變化。”他說完這句后，掌聲隨之響起。在會議尾聲，所有人都必須介紹自己正在做的一件跟公司核心價值相關的事情。接著，50 名員工一起做出人浪。

古特曼聲稱要改變世界。已有超過 1.4 萬人給他寫來郵件，表示他的 App 挽救了他們的生命。相信也沒有多少人反對他的使命宣言。“我認為衛生保健是一項人權，而且我認為政府在賦予人們這項權利方面做得十分差勁。”他說。古特曼是以色列移民，他每天中午都從附近的 Sprout Café買同樣的外賣沙拉。他說，他的網站上不登廣告，因為這會影響網站內容，光這一項就會減少上千萬美元收入。“如果我有了很多錢，我又能吃多少 Sprout 的沙拉？”他問，“‘改變世界’是硅谷用得最濫的四個字。但我的人生使命恰恰就是以一種十分有意義的方式改變世界。”

硅谷的女性崛起了

除了錢，還有件東西能讓科技公司創始人迅速膨脹起來，那就是獲得投資的機會。很自然的，批評人士往往會立馬指出來說，這些機會貌似偏向于一個人們熟知的人種類別：白人。不過，這種說法并不全對。

沒錯，科技企業的創業者中男性的比例高得驚人，而且現如今進入該領域的女性前所未有地少：在 2012 年，主修計算機科學的學生中有 18% 為女性；而在 1985 年，這個比例為 37%。但他們并不是清一色的白人；硅谷的初創公司放眼望去都是印度人、中國人、韓國人和巴基斯坦人——只有少數是白人。

“白人是融入問題的委婉說法。”艾麗莎·舍文斯基(Elissa Shevinsky)這樣解釋。她是 Glimpse 的聯合創始人，其產品可令用戶傳遞圖片與視頻，而且內容迅速消失，是 Snapchat 的競爭對手。舍文斯基由單親母親拉扯大，在紐約皇后區讀公立學校。她說，在做第一份工作時，“我盡自己所能，想讓自己看起來跟別人沒什么區別。別人說什么笑話我都跟著哈哈樂。我覺得自己也沒有別的選擇。滿口黃色笑話就像是這里通行的法則。”一次，她向一家孵化器申請資金，為了讓人家不要介意她的性別，她在申請信中寫道“我發現自己擁有 24 歲男青年的幽默感”。舍文斯基說，在她遇到的人中，有一小撮人是“猛男程序員”(brogrammers)——讀過麻省理工、進過兄弟會、好喝兩杯酒的男人，他們心目中的約會方式就是接一車波士頓大學的女生去派對上玩。但猛男程序員文化已經占據了主流地位，甚至能容忍兩位仁兄在 TechCrunch Disrupt 舊金山黑客馬拉松上展示他們的 Titstare 應用。在 Glimpse 的生意伙伴發表推文力挺 Titstare 后，舍文斯基宣布辭職。對方道歉，她回到公司，給她的新頭銜是“女老板”。

舍文斯基認為，對于硅谷的職業女性，情況正在漸漸好轉。Y Combinator 的董事會中現在有四名女合伙人，并為女性組織了一個名為“女性創始人討論會”的活動，而谷歌和 Twitter 公開觸及女性和少數族群員工稀少的問題(谷歌公司的員工中有 70% 為男性，91% 為白人和亞裔；Twitter 這兩者的比例分別為 70% 和 88%)，這些都讓科技企業開始把關注點放到多元化上。但關心這類問題并非出于硅谷的天性。“這里信奉隨心所欲的自由意志主義，對于好多事情都能睜只眼閉只眼。”舍文斯基說，“在我的第一家初創公司里，一個律師跟我說，初創公司是一場公關災難。它們違反各種法律，而且這一點被人忽視了。這是件好事，要不然的話，公司就不可能更上一層樓了。”

科技界能否影響政府？

硅谷也有自己的政治。姑且稱其為新自由意志主義(liberalitarian)。自由主義(liberal)和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的立場有時是沖突的——這個事實并不會讓大部分人煩心，因為他們幾乎從不思考政治。一旦他們真的涉及政治議題，通常是想要證明誰在政治上更為正確。今年 4 月有人發現，Mozilla 瀏覽器的聯合創始人、首席執行官布蘭登·艾克(Brendan Eich)曾在 2008 年捐了 1000 美元，用于支持加州反同性戀婚姻提案。他因此被迫辭職。這種事兒不可能在快餐炸雞業出現。

硅谷極端的新自由意志主義者們曾探討過以下方案：將硅谷獨立出來成立一個州(這真的是 2016 年加州全民公決提案，提案人是風險投資家蒂姆·德雷珀)；在美國邊境以外建設浮動的城市，成立海上家園(一個真實存在的研究所正在著手運作此事，并得到了泰爾的 50 萬美元捐款)；在郵輪上開設辦公室規避移民法(提議者是已得到 900 萬美元承諾融資的 Blueseed 公司)；以及創造一個擁有虛擬法律的虛擬世界(提案者是安德森·霍羅威茨公司的風險投資人巴拉吉·斯里尼瓦桑，《彭博商業周刊》所屬的彭博有限合伙企業為該公司投資人)。佩特里·弗里德曼(Patri Friedman)——他的爺爺是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在為海上家園項目工作，他說，“對于解決絕大多數問題，硅谷做事情的方式要優越得多。向政府提出這些要求并不是狂妄自大。我們的政府還停留在 19 世紀、20 世紀，他們在 21 世紀的當下做得并不好。政府的諸多特點，都是我們業界準備顛覆的。”

近期一個周五的晚上，29 歲的 Box 公司聯合創始人亞倫·李維(Aaron Levie)向 1000 多人展示了自己位于洛思阿圖斯的巨大辦公室，這家公司提供數據存儲服務。習慣在手上記筆記的李維說，他一直在跟其他 CEO 探討如何能更非正規地與政府監管者合作。

這一點蠻讓人糾結的——監管者好像壓根兒不理解新技術。李維已與 Salesforce.com 的首席執行官馬克·貝尼奧夫(Marc Benioff)一起加入了“舊金山奉獻”(SF Gives)，在谷歌班車遭抗議后不久，貝尼奧夫就啟動了這個基金，并在 60 天內從科技企業募集到了 1200 萬美元基金給當地的慈善組織。

Salesforce.com 在舊金山擁有超過 5000 名員工，公司占地面積近 14 萬平方米。“我們原本可能會成為最大的反面典型，但是謝天謝地，沒人戳我們的脊梁骨。”貝尼奧夫說。貝尼奧夫家族在舊金山已經生活了四代，他的爺爺建立了灣區的高鐵系統，他說，他認為公司之所以至今能免遭抵制，是因為公司向當地慈善機構貢獻了1% 的股權、利潤和員工工時。“我們的人在為這里的孩子免費輔導，在當地人去醫院時，我們的員工在那里迎接他們，”他說，“我們的員工會走進無家可歸人士的庇護所。所以我們在這里結下了善緣。”

艾琳·麥克爾羅伊(Erin McElroy)有同感。這個 31 歲的活動家自學編程，創建了抗議驅逐地圖項目，在地圖上可顯示舊金山地區所有驅逐案例和房主姓名。“我不是說 Salesforce 就沒有任何可以批評的地方了，”她說，“但我們一直以來抗議的是谷歌、蘋果、Facebook 這些公司，而不是 Salesforce，這是有道理的。”

盡管硅谷到處都是富有、信奉新自由意志主義的年輕人，但它已向慈善組織捐了很多錢，而且很有可能繼續捐贈。麥克爾羅伊說，問題在于這些高額善款以及眾多科技企業對灣區的貢獻有限。她說：“他們仍然跟本地社群脫節。他們談的是改變遠方人們的生活，而這會跟新殖民主義聯系到一起。大家并不太了解他們的生意會對此地帶來的影響，只是覺得谷歌和蘋果的錢都匯到了境外，而且在剝削別的地方的人。”

2004 年，在哈維穆德學院(Harvey Mudd College)讀了兩年書的湯姆·普雷斯頓-沃納(Tom Preston-Werner)輟學，創立了 Gravatar，轉手賣掉，接著建立了能讓程序員分享和儲存代碼的 GitHub.2012 年，安德森·霍洛維茨向這家估值 7.5 億美元的公司投資 1 億美元。他的公司辦公室里有一個酒吧，一名 DJ，并且把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照搬進來，只不過將總統印章換成了“GitHub 精英聯合體”。4 月份，公司前雇員茱麗·安·霍瓦特(Julie Ann Horvath)指控遭到了公司的性別歧視和脅迫，普雷斯頓-沃納隨后辭職。(GitHub 的內部調查并未發現任何違法行為；普雷斯頓-沃納否認了所有指控，但承認“有錯”，并在一篇博文中道歉。)

離開 GitHub 后，他和妻子啟動了一個非營利項目，為非營利編程俱樂部 CoderDojo 的貧困生提供價值 200 美元的谷歌 Chromebook 筆記本電腦。“也許相比再創立一家圖片分享網站，它們能解決其他問題。”在 Fiore Caffé喝著咖啡時，他這樣說道。這家咖啡館就在他位于教會區的家附近，這個地段是舊金山貴族化的中心地帶。普雷斯頓-沃納擔心，未來硅谷將越發強大，而美國的其他地區將被甩在后面。“未來可能只有這兩類工作：一類是告訴機器怎樣去做，給電腦編程；另一類是機器告訴你該怎么做。”他說，“你要么創造自動化，要么被自動化。”這段話，跟凱文·羅斯家門口的那行帶著笑臉的標語內容竟然離奇地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