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密謀「鬧獨立」,谷歌為何拴不住DeepMind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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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已經一起走過了7年,但DeepMind與老東家谷歌的不和,早已成為圈里公開的秘密。
多名DeepMind前任和現任員工都曾表示:“DeepMind一直覺得它的業務被出售給了不信任的人,擔心谷歌有朝一日可能會濫用其技術。多年來,高管們一直努力使這家人工智能公司與其所有者保持距離。”
而兩者的這種“不和”,在DeepMind取得蛋白質預測成績,樹立更大的技術全球性影響力之后,也進一步加劇。
近日,據《華爾街日報》消息,DeepMind 在今年4月與谷歌又展開了新一輪的分離談判,雖然雙方沒有達成最終協議,但多年的分離談判,加上谷歌AI部門前一段時間的大動蕩,讓大家都在觀察這對互相猜疑且脆弱的關系還會持續多久。
猜疑與分歧,在收購前就已埋下
谷歌與DeepMind在2014年的牽手,曾被外界認為是一種雙贏。
一方面,谷歌將行業最頂尖的人工智能研究機構收入麾下,而燒錢的DeepMind也獲得了雄厚的資金和資源支持。
但兩個當事人顯然不是這樣想的。
在交易之初,DeepMind就已經開始擔心與谷歌合并后出現的技術和道德問題。
DeepMind首席執行官Hassabis認為,作為一個頂級研究機構,應該充分保證DeepMind的獨立性,而且像醫療等敏感業務數據,在任何階段都不應該與谷歌的賬戶、產品或服務相關聯。
為此,在DeepMind的主導下,收購完成之前,兩家公司便簽署了一份“道德和安全審查協議”,來阻止谷歌單方面控制DeepMind的知識產權。
作為協議的一部分,雙方還規定將成立一個道德委員會來負責監督。
但一位了解該協議的DeepMind員工表示:“多年來,兩家公司對于誰加入委員會一直有著激烈的討論,事實上,這個委員會未存在過,從未召集過,也從未解決過任何道德問題。”
除了以上這些,在DeepMind內部,一些員工還始終對谷歌的收購持反對態度。他們認為,“自己是學者,在與谷歌打交道時,會與后者臃腫的官僚機構之間發生文化沖突。”
事實上,DeepMind這部分員工的擔心并不是沒有道理的。
今年8月,成立近三年的谷歌健康的負責人David Feinberg,就因為谷歌文化對醫療和科研的不尊重,選擇了憤而離開。
據一位接近谷歌高層的高管表示:“David認為自己是一個經過多年專業訓練的醫生和管理者,他認為谷歌健康許多的措施都是不尊重專業的,一幫狂熱的技術狂總是胡亂操作,大大低估了臨床流程和技術工程問題的復雜性,讓許多研究工作都變得一塌糊涂,進而導致谷歌健康業務遭遇重挫。”
所以DeepMind在內部,一直都對谷歌的控制持有恐懼心理和抵觸,甚至還有一些員工開始使用加密應用程序來防止被谷歌監視。
這種抵觸和反感的心理,在雙方開始長期合作之后,同樣也沒有得到緩解。
據The Information報道,2015年,谷歌架構進行重組,誕生了控股母公司Alphabet。這次重組讓一些風險更大的創新項目(搜索、YouTube等)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這也讓DeepmMnd看到了機會,嘗試尋求更加獨立的地位。
據兩名DeepMind員工表示,這項爭取獨立的計劃最早在內部被稱作“Watermelon”,隨后便得到了內部高層的支持,被DeepMind正式稱作“Mario”計劃。
在AlphaGo轟動性打敗李世石的八個月后,2017年的一次蘇格蘭會議上,DeepMind領導層正式向員工公布了這項與谷歌的分裂計劃。
DeepMind認為,“他們的技術過于強大,被私人公司掌握風險太大,因此必須做出措施,讓技術的所有權放在與公司股東利益相分離的其他法律實體中,例如成為一家(全球利益公司)。
此后不久,DeepMind便正式向谷歌發難,要求后者承認自己為一家「擔保有限公司」,這是一種經常被非營利組織所使用的無股東組織結構。
據曾參與這次談判的員工表示,盡管這次談判沒有徹底解決問題,但兩者在部分層面達成了一致。
協議要求:谷歌需要繼續為DeepMind提供資金,并獲得其技術的獨家許可,條件是谷歌不能跨越某些道德紅線,例如將DeepMind技術用于軍事武器或監視。
而從DeepMind今年四月的動作來看,對于上次的談判結果,顯然并不滿意。
4月中旬,DeepMind首席執行官Hassabis在一次全體會議上告訴員工,與谷歌新一輪的分拆談判已經結束,DeepMind目前將繼續保持現有地位,但DeepMind未來的工作將被谷歌高級技術審查委員會所監督,委員會包括兩名DeepMind高管、谷歌人工智能主管Jeff Dean和法務高級副總裁Kent Walker。
而事實上,繼上次逼宮之后,DeepMind的“Mario”分裂計劃就從未停止。
2019年,DeepMind還曾在倫敦注冊了一家名為DeepMind Labs的新公司。據悉,這就是為與谷歌的分離做下一步的準備。
谷歌的頻頻越線
從出發點和行為來看,DeepMind貌似做了許多的過分保護行為,而作為矛盾的另一方,谷歌同樣也并不無辜。
當初,2014年的收購協議曾經規定,在收購完成之后,包括DeepMind的CEO一職在內,所有員工都可以自行決定去留。
有消息稱,隨著DeepMind的75名早期員工來到Google 之后,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谷歌開始違背這項承諾,將兩名創始人的收益發放往后推遲了兩年時間。
此外,當初谷歌答應充分保證DeepMind獨立性的這條底線,也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松動。
2018年11月 ,谷歌宣布創建了自己的醫療保健部門——谷歌健康。
五天后,在沒有充分告知DeepMind且獲得對方支持的情況下,谷歌就宣布Google Health將徹底吞并前者的醫療部門DeepMind Health。
據雷鋒網了解,DeepMind Health部門成立于2016年,由該公司的聯合創始人之一Mustafa Suleyman 創立并領導。
Suleyman的母親曾是一位NHS護士,他希望創建一個名為Streams的程序,當患者的健康狀況惡化時,程序可以提前警告醫生,而DeepMind則可以從中獲得基于程序效果分成的費用。
當時,谷歌這個過分的吞并行為,極大的惹怒了DeepMind Health的員工,有大量員工都在吞并完成前后,選擇了離職。
同時,這一事件也在外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這標志著DeepMind的外圍運營已經受到了谷歌的過分干預。
人們開始擔心,為了自身的商業利益,Google會不會用同樣的手法向DeepMind的其它項目開刀,例如被DeepMind視為核心技術的AGI(通用型人工智能)。
除了戰略上的頻頻下手,谷歌在研究成果上也動起了歪心思。
據知情人士表示,DeepMind的高管曾發現,谷歌內部AI研究團隊發表的成果,越開越多的都開始與DeepMind的一些代碼庫相似,但里面沒有標明來源和引用。
這極大觸動了DeepMind的核心利益,首席執行官Hassabis對這種行為大為惱火,隨即開始對自己的代碼展開了更加嚴密的保護。
如果說以上種種行為只是谷歌出于自身利益的小動作,那2017年谷歌被披露出的一份文件,則成為DeepMind決裂的導火索。
2017年,DeepMind曾制定了一項道德憲章,其中包括禁止將其技術用于軍事武器或監視,以及將其技術用于造福社會。
在此背景下,DeepMind還成立了一個由員工和外部研究員組成的“人工智能倫理研究部門”,旨在為真正有益和負責任的人工智能鋪平道路。
但僅僅幾個月之后,谷歌與五角大樓之間的一份合同便被曝出“利用機器學習來改進無人機打擊的精度”,此舉當時在谷歌引起了極大的風波,超過5000名員工都聯名抗議,指責谷歌發“戰爭財”。
這也給DeepMind內部敲響了警鐘。
作為谷歌內部最頂尖的人工智能研究機構,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不是被谷歌應用于戰爭和殺戮。
一旦這樣的事情發生,將徹底違背DeepMind這個實驗室初創時的初衷(讓AI的突破幫助人們進一步理解基礎科學問題,好比阿波羅登月計劃那樣,通過人力去探索、塑造智能。)
DeepMind的最終歸宿在哪里?
七年時間里,DeepMind和谷歌的合作無疑取得了許多的成果。
DeepMind發言人也表示:“在谷歌的支持下,我們取得了改變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究突破,逐步解開一個個科學研究的難題。”
對于谷歌來說,它對DeepMind的投資也在諸多層面得到回報。去年年底和今年7月,DeepMind的AlphaFold2先后取得了多個蛋白質結構和組學研究的成就,對于生物學、醫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幫助谷歌贏得了不少口碑。
但在這些成績的背后,兩者的分歧也在愈演愈烈,甚至讓雙方多次都站在了十字路口。
但拋開情感因素,無論是DeepMind的鬧獨立,還是谷歌的違規插手,或許只是雙方基于自身立場做出的必然行為。
事實上,谷歌作為一家商業公司,必然會為了各種利益而做出妥協,與美國國防部的戰爭合同其實就是一種證明。與這件事情相比,逼迫DeepMind讓步,也只是追逐利益的一種縮影。
而DeepMind作為一個背負AI科研使命的實驗室,在取得AlphaGo、蛋白質預測成績之后,這種使命感也在不斷加劇。
對于DeepMind的發展,掌門人Hassabis依然持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人工智能技術不應該被某一家公司所控制。六月份,在一個人工智能技術論壇發言時,Hassabis建議成立一個人工智能的全球性機構,該機構可以受聯合國領導,集中人工智能領域的頂級專家。
他說到,“如果你通過一些榜樣來領導,這是更強大有效的,我希望DeepMind能夠成為人工智能行業的一個榜樣。”
一個是希望擴張和技術快速變現,一個是保持初心,希望用AI技術造福全人類,也許這種產業與學界、學者與企業的矛盾真的就無法調和。DeepMind和谷歌最終也會迎來走到分手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