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曾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

利益當頭，千禧年來中國互聯網巨頭們先后經歷過四輪較大規模的裁員。可以預見的是，2021-2022年的裁員浪潮絕不會是最后一次。

而從末位淘汰、優化人員、向社會輸送人才，甚至到近來的“恭喜畢業”。同樣可以預見的是，有關于裁員新說法也將不斷撩撥輿論的神經。

可對企業來說，追求利潤天經地義。可為了達成利潤而一味依托裁員降本的手段，正讓中國互聯網的巨頭們走向岔路。

歷史的慣性

歷史的慣性，讓中國互聯網公司將“裁員”當成了降本最直接的方式。

2000年全球互聯網泡沫破裂，納斯達克上市公司超500家破產，大量互聯網公司市值腰斬，以web1.0門戶網站為首的中概股公司大量裁員。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中國互聯網企業的視頻、博客、游戲、傳媒等多業務線爆發裁員，以web2.0時代為首的巨頭們延續風潮。

再到第三次互聯網裁員潮——2018年全球科技企業裁員潮襲來，中國互聯網大廠們“應聲中招。”彼時媒體統計，2018年先后至少有17家公司被爆裁員、縮減招聘規模，其中至少有8家互聯網公司。

回顧以往，三次裁員潮幾乎都是受宏觀經濟周期影響，而中國互聯網企業交出的答卷，都以裁員這一種最直接的降本方式度過危機。

然而，三次裁員潮卻有一個“吊詭”的現象：中國互聯網公司們在迅速裁員的同時，也在同步大量招人。幾家頭部企業如騰訊、阿里、京東，以及后來的字節快手等互聯網新貴，人員規模則在迅速增加。

然而，隨著2021年到2022年的最新一輪互聯裁員潮來臨，形勢徹底逆轉，核心問題終于暴露。

裁員為什么失靈？

新冠疫情、全球范圍內科技監管趨嚴、大公司病等等因素，都是造成中國互聯網第四次裁員浪潮的客觀原因。

但根本問題在于，中國互聯網巨頭們已經難以處理好降本增效的問題。事實上，降本是一家企業增效的手段，但從不是目的。

2010年，IBM三年內裁掉了11萬人同時招進9萬人。激烈的業務轉型下，這家企業被譽為大象起舞、揮刀向內的一個范例。美國制造企業貝瑞·威米勒2008年遭到金融危機沖擊，訂單損失嚴重，但老板則表示：我不相信人頭能解決問題，我認為人心才有價值。隨后公司開啟了全員無薪休假計劃，最終順利渡過難關。

更早的2001年，亞馬遜的貝索斯面主導裁員合計15%，而順利度過這場裁員危機后，虧損多年的亞馬遜則在近年實現盈利，市值早已突破萬億美元。

但中國互聯網第四次裁員潮，則更趨近一種純粹“降本”。而這樣的“降本”方式雖然能在短期內縮減企業開支，實現利潤提升。但如此裁員，已經無法解決人效問題。

事實上，千禧年后二十年內，中國互聯網企業的人員規模在迅速提升。與美國互聯網企業相比，微軟、蘋果用了將近40年人員規模從1萬提升到10萬，但中國企業速度則幾乎提高了一倍：阿里用了19年，京東用了17年。而現階段中國互聯網企業市值最高的騰訊，在2021年三季人數突破10萬。

然而，騰訊僅為2.8萬億蘋果市值的五分之一。

人員規模的迅速擴大，人員效能的急轉直下，正成為中國互聯網企業無法靠“裁員”解決的一個核心問題。數據顯示，2018年阿里人效約為49萬美金。在2018年同期，蘋果的人均收入超過200萬美金——同年，標普500的科技公司平均達到了70萬美金。

可以說，曾經以“野蠻生長”、規模效應主導下大量招人的埋下伏筆，正變成一個個巨雷集中爆發在中國互聯網第四次裁員浪潮中。而令人咂舌的是，這一次浪潮更加廣泛和兇猛：據相關報道，去年以來，愛奇藝裁員比例高達12%，快手被曝裁員30%，B站電競部門裁員比例高達90%，蘑菇街整體裁員30%，有贊兩輪裁員近七成，更不要說k12的近乎集體團滅。

為吃盡一個階段紅利而以前所未見的規模去招人，在業務端受到沖擊和禁錮時則開始前所未有的“裁員”。正所謂：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可以說，中國互聯網招人和裁員的邏輯如一而終，是一種時代的局限性思維所致，但其邏輯的直接與粗暴也讓危害直接存在。

一個國外直觀的例子是：2008 年，如日中天的諾基亞凈利潤增長達到 67%。可隨后幾年，全球競對者迅速崛起，諾基亞利潤快速下滑。內憂外患的諾基亞關閉大量工廠并裁撤上千名員工。該舉動則直接導致了上萬人示威抗議，招致德國當地政府介入調查，以及工會、媒體乃至整個輿論的聲討。最終，諾基亞因此次裁員風波商譽大受損失，超7億歐元營收與1億歐元利潤付之東流。

而對不斷“畢業”的員工而言，對其人生的代價不是簡單的“N+1”就可以等價補償。先前，科羅拉多大學 Wayne Cascio 教授曾指出，企業裁員對被裁員工來說，意味的不僅僅是失去了一份工作。在其持續跟蹤調查中發現，樣本中被裁員工僅有41% 能在一年后找到待遇相仿的工作， 26% 的人待遇低于原先，剩下的人則無法找到工作。

而一份來自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研究報告指出，1982 年被裁的員工，直到 20 年后其工資水平仍與其未被裁員的同事有 20% 的差距。甚至，紐約州立大學的研究人員指出被裁員工健康問題比其留下的同事高 83%，暴力傾向則高出6 倍。

回到消費的原點

事實已經無數次證明，裁員無法解決人效，也解決不了企業增效。

可增效是一個永恒的難題。工信部數據顯示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我國規模以上互聯網企業營業成本同比增長7%，增速較一季度提高2.6個百分點，實現利潤總額321.4億元，同比下降25.4%，降幅較一季度提高15.1%。其中，以提供生活服務為主的平臺企業業務收入同比下降20.2%。

這也意味著，曾經領跑中國企業發展的互聯網平臺企業的發展勢頭開始放緩，整個行業幾乎都陷入到了一種漫長的“增長焦慮”中。于是，如何尋求一片廣闊天地去接拓展業務版圖，已經迫在眉睫。

于是，以2020年社區團購的火熱到逐漸“覆滅”為標尺，輿論更是對大廠們“盯住老百姓一捆白菜”的俗不可耐的發展方式感到憤怒。

一種廣泛的聲音是：通過不斷燒錢擴大業務規模，導致市場無序競爭——中國互聯網巨頭們正為先前盲目高速擴張的“因”，吞下了如今的惡評如潮的“果”。

另一個更為尖銳的批評聲則指出：中國互聯網公司做的不過是“流量生意”，毫無技術含量——正因如此，中國的“消費互聯網公司”與“硬科技公司”已經水火不容——如果一家龐大的互聯網平臺服務千萬級別以上的用戶，就無法取得基礎研發帶來的“硬科技”成果。

正因如此，不少人開始唱空中國互聯網未來，尤其是消費互聯網為主的各大巨頭。

然而，這場持續近兩年的爭論往往只有熱點，但缺乏焦點。必須指出的是，摒棄“野蠻生長”無比正確，但絕不能因噎廢食。正因如此，回顧這場矛盾的爆發點，或許也是真正的破局點。

事實上，與人們印象中大相徑庭的是，美國最成功的科技公司大部分是依靠消費主導。2017年11月，彭博的一篇文章將蘋果、谷歌、臉書、微軟和亞馬遜合稱為“五巨頭”并主宰美國經濟。如今，除臉書外四家公司市值均破萬億美元大關——而他們總市值則占據了美國股市總市值的40%以上。

除了微軟業務立足在B端外，其他四家巨頭的業務均發家在消費端。并且，如今To C業務為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

例如，蘋果業務主要由“消費電子產品”以及用戶增值服務。而這些，廣義而言它們都是消費業務。扎克伯格領軍的臉書，其應用全家桶：Facebook、 Instagram,、WhatsApp等App也全是消費應用。谷歌公司主營業務分為Google服務、Google云和“其他嘗試”，然而Google服務以廣告為主的消費業務則貢獻了95%的收入。此外，亞馬遜的收入有87%來自電商平臺等消費互聯網業務，13%來自AWS云服務。

其中，而微軟作為微軟是五巨頭當中唯一一家以企業客戶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公司，但是微軟的消費業務仍在2022年第一個季度貢獻了34%的收入和29%的營業利潤。更不要說，微軟從開始對動視暴雪的收購，立志于大幅提升消費業務的占比：回顧歷史，微軟從來都是一家不放棄消費業務的企業。

而人們所詬病中國互聯網企業的“硬科技”，放在美國此類科技巨頭而言，他們往往都是以需求端入手，而非以試驗導向——這與人們印象中的概念，又完全不同。

從這一點上說，中國互聯網企業真正能夠增效的重點領域，或許還是消費互聯網。正如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提出：“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便構成基礎。

避開那些“合成謬誤”

從web1.0到現在興起的web3.0、從VR到如今的元宇宙：如何實現利益高速的最大化，如何找到一個新興市場接過互聯網盤子，成為了中國互聯網巨頭們是否能更進一步的關鍵。

而圍繞中國互聯網巨頭們關于降本增效的爭議，圍繞巨頭們“裁員”與人效低下的批評，以及新業務的探索是否合規等種種探討，在某一段時間內，也形成了一種“合成謬誤”：即，所有的批評與制衡往往都是正確的，但集中爆發在同一時間，結果或許就不盡人意。

而其中常常被忽視，卻最為重要的主導因素，便是時間與耐心。

自2020年10月以來，互聯網行業監管趨嚴。而到了今年的3月16日，國務院金融委召開專題會議，其中就定調平臺經濟的發展支持，加強規范監管，促進平臺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風向的轉變，也是機會的來臨——今年，中財辦副主任韓文秀就曾在《瞭望》撰文，各方面要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慎重出臺有收縮效應的政策。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相互關聯的復雜系統。要防止出現合成謬誤，避免局部合理政策疊加起來造成負面效應。

或許，一切的一切，正如同互聯網行業這一特殊且不可替代的地位一樣。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數據顯示，早在2014年，中國互聯網經濟在GDP中占比就達到7%。

今年的海南博鰲會議，一位知名學者就曾坦言：自21世紀以來，中國互聯網行業是為數不多與美同時領跑世界的產業，可2021年后，中國互聯網行業獨角獸數量跌出世界前二。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十幾年曾做出一個生動的比喻：經濟好比汽車，剎車的主動權在國家，啟動的主動權在民間。中國經濟是剎車容易啟動難。

此時，重新審視互聯網行業的重要性與價值，重新尋找這個行業的發展的方向，去重拾信心與心氣：切忌自毀長城，已經成為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