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互聯網公司為什么加班這么狠？
為了趕上去往北京東北角亦莊的公司班車，實習生王可每天早上 6 點 40 分起床。如果趕不上，她要面對非常煎熬的 1 小時 10 分鐘，代價是從東三環 2 次換乘 21 站地鐵。
互聯網人似乎越來越忙了。就在最近，快手宣布展開全員大小周（一種加班制度，大周工作六天、小周五天）；為鼓勵加班，字節跳動也表示要給周末加班的員工開出兩倍薪水。
但加班帶來的勞累，有時候會成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月 3 日晚，職場社交 App 脈脈上有人透露，拼多多的一位年輕女員工在凌晨 1 點半回家的路上不幸猝死。隨后有人表示，逝者所在的拼多多買菜部門實行一種“硬核奮斗模式”，即一周工作 7 天，一周 6 天的“超級大小周”模式，且每天工作時間不得低于 10 小時，每個月硬性要求工作時間不低于 300 小時。
是什么，讓互聯網人不得不以透支未來的方式奔跑？
天下互聯網一般累
首先我們要明確一點——絕大部分互聯網公司一定很累。不論你身處巨頭、創業小公司還是服務于互聯網公司的供應商，做技術、產品還是運營，身份是正式員工、外包還是實習生。
如果不是，你該慶幸自己的工作還不夠飽和。下面我們來舉幾個例子。
為了趕上去往北京東北角亦莊的公司班車，實習生王可每天早上 6 點 40 分起床。如果趕不上，她要面對非常煎熬的 1 小時 10 分鐘，代價是從東三環 2 次換乘 21 站地鐵。
睡眠時間因為通勤被壓縮，她早已沒有了生活。往返路上坐班車，可以讓她獲得短暫的休息，“上了班車還能睡一會兒”。可她很難再睡得踏實了——短短三天里，經歷了兩次事故。
2020 年一個冬夜，她正盤算著到家要不要吃餃子，班車卻拋錨在路上。坐在后排的她睡去又醒來，將近一個小時，車都沒有動，直到下一輛班車把他們接走。換車時，她和一位素不相識的同車人相視苦笑。當晚正值冬至，她的加餐計劃也泡了湯。
一天早上，車快開到公司，后排的玻璃瞬間破碎，王可從睡夢中驚醒，一時間不知道發生了什么。車依然在往前開，破碎的玻璃搖搖欲墜，她身旁的一位同事眼疾手快，一把扶起窗戶架子防止玻璃掉下來，成為她眼中的“英雄”。下班時，后窗玻璃已經修好，但回想起來，她依然覺得后怕。
有一次回家，王可從班車換了地鐵，在車廂里直接癱坐在了地上。她的面容大概很憔悴，“有位阿姨一直用憐憫而慈悲的目光盯著我看，一連看了幾站地”。
她也曾想過租個近點的房子。一位即將離職的朋友帶她去看了自己租的房：從公司打車需要 10 分鐘，坐地鐵也要走上 2 公里。那是一套每月整租 3600 元的 Loft，戶型和采光都不錯，但她卻感受不到周遭的煙火氣。
“晚上外面幾乎沒什么人，吃的東西也很少。”說到這里，她頓了頓，“連蝦吃蝦涮都是山寨版。”現在她還是租住在朋友家，就算每天沒有太多時間去享受生活，但是能夠看到窗外的車水馬龍，她覺得自己離生活更近了。
當然，在五臟俱全的大樓里，也隱藏著生活的碎片，喜茶、無印良品、肯德基都能尋到蹤影，健身房也是熱門打卡地。王可曾經為了跑步機排隊十幾分鐘，不過她從沒有在中醫理療室排上過隊，“剩余名額永遠是0”。
在公司的理發店里，王可見證了令人動容的一幕。
一位脫發嚴重的男員工坐在椅子上，對理發小哥說：“麻煩推的時候，可以讓我的頭發看起來不那么稀疏。”理發小哥麻利地干好了活兒。那位員工對著鏡子看了看自己的發型，激動又滿意地擁抱了理發小哥，說了一句：“謝謝，兄弟！”
公司雖然沒有“大小周”，但是運營崗周末常常要值班。最近，她抽空去看了新上映的電影《心靈奇旅》，里面的一句臺詞讓她十分感慨：“當你想要生活的那一刻，心中的火花就已經被點燃。”
她覺得，在互聯網公司工作并不只是工作繁忙，長時間的通勤和加班讓她喪失了感受生活的機會，更不要提心中的那團火了。
失去心中那團火的人不止她一個。張博原先在浙江杭州工作，不久前被一家互聯網公司商業化部門挖到北京，他開啟了只身一人的北漂生活，除了合租的室友，很少與外界產生聯系。
周末如果閑來無事，他會自己去公司加班，他說，周末加班的效率更高一些，工作日各種會議與工作對接，讓他分身乏術。到了飯點，要么叫一份外賣，要么在公司便利店買份便當，就著工作日剩下的下午茶湊合過一天。
內卷，并不足以解釋互聯網的累
朱曉卉正在做一項關于后廠村的城市社會學研究。她大學的專業是社會學，對互聯網公司密集的后廠村很感興趣。
后廠村號稱是中國硅谷，但整個地區的城市形態像一個倒置的城市。在傳統意義上的城市中，各種各樣的商業形態會出現在街道中，街道非常繁忙，展現出生氣勃勃的形態。
但這里的公共設施稀少，當地的每一家互聯網公司都默認自己要鋪設一些“公共設施”，后廠村即便擁有寬闊的馬路和街道，但兩側什么都沒有，咖啡館、便利店、健身房、書店……這些本該出現在街道上的商業主體被集中放置到了很多互聯網大廠的大樓中。
每一座水泥鋼筋搭建起來的基礎設施都像一座微型城市，員工們足不出戶便可以解決絕大多數問題。環境告訴人們，工作便是生活，生活離不開工作。
“互聯網大廠把城市的公共空間放置到了封閉的空間中，它切割了人們的公共生活，把人們聚集到了一個有一個封閉的空間之內。”朱曉卉說，這種空間會潛移默化地形塑人們的生活和心理。
脈脈發布的《勢在人為·人才吸引力報告 2020》中，互聯網行業職場人的工作整體幸福感滿意度在各行業排名中倒數第三。他們要面對 996、職場 PUA、年齡焦慮、職場信任、巨嬰式管理等問題。
很多人都認為自己正在被卷入一場無止境的內耗競爭中，他們感覺得很乏力、疲憊和情緒低落。碼農、ppt 女工之類的自嘲，絕不是一個簡單的調侃或者玩笑，更是人們對自身價值的內省和反思。
“我覺得這是一個龐大體系驅動下產生的結果，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螺絲釘，在這個龐大體系中，你不斷地被推著走，需要不斷地完成一個又一個 KPI，完成一個又一個任務。”朱曉卉感慨，“這是一個沒有選擇的選擇。”
據朱曉卉觀察，“互聯網內卷”不是一個個體或者一個公司造成的結果，互聯網本身的更新迭代速度非常快，這個速度甚至超出了我們已知的絕大多數行業。資本快速進入互聯網行業，加速了這種變化速度的更迭。這種向前的力量加載到公司，再由公司加載到每一個員工身上，他們的壓力要比傳統行業從業者的壓力大很多。
周小璐在 2020 年末跳槽到一家互聯網大廠新業務線工作。部門負責打造新產品，但按照公司規定，各項數據未達標，他們的產品不能獨立上線，而是依靠在主產品中繼續孵化，等待數據跑通了，才能單獨上線新產品。
這一模式是大多數互聯網公司采用的孵化新業務線打法。周小璐在原來的互聯網公司能在每天 8 點前下班，在新公司每天都要晚上 10 點之后才能下班。
這種新業務線強調重運營，不論是運營模式，還是商業模式都處于探索中，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的成本去探索，一切都還沒有固定的標準。
這類新聞總是能引燃人們的情緒
她對自己的探索性工作和生活狀態并沒有表現出反感態度，困了有星巴克或咖啡機，累了有太空艙、行軍床，倦了有健身房，健身房內有淋浴室。在一些不吝惜豪華裝修的大公司，辦公樓內部甚至還有一整面攀巖墻。
“身邊絕大多數人都這樣，我覺得沒什么好奇怪的。”周小璐說。
所以我們該怎么辦？
“硅谷還是比北京更講究 work-life balance。”
這是很多在中美互聯網行業都待過的從業者的共同想法。盡管硅谷的工作強度并不是某些自媒體所言“到了下班點人就全走光”，但總體上看，工作強度仍低于國內同行業的平均水平。
那么，“硅谷模式”是一個好未來嗎？
有位 eBay 華人前員工曾經和京東有過一段合作。京東的項目經理直接表示，我們不需要看你們的進度，有什么需求盡管提。看著晚上 10 點仍然燈火通明的京東大樓，再看看 eBay 派去京東的人，五點多就回到了酒店，他覺得京東的人所言非虛。
顯然，能讓國內的互聯網人的工作強度、下班時間向硅谷看齊，就堪稱“功德無量”了。
但在短期內期待這種轉變是幼稚的。在目前國內互聯網的競爭壓力之下，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加班、勞累都將是互聯網人的常態。
自稱“百度資深研發工程師”知乎用戶“日拱一卒”分析認為，互聯網天生具備壟斷屬性，一旦成為細分領域的領頭羊，即可獨占利潤。老二、老三還能喝點湯，后面的則可能輸掉底褲。每個團隊都只能拼命加快產品迭代、更快地占領市場。
他還認為，互聯網行業的玩法和傳統行業的創業玩法不同，互聯網行業一旦核心邏輯被驗證，就會通過風險投資去燒錢搶客戶、占市場份額。在馬太效應之下，跑得越快的公司拿到的融資越多，就有更大的希望循環往復，做大做強。
另外，相比硅谷已經較為成熟的公司體系和競爭格局，國內互聯網行業仍處于高速發展、不斷變化之中，企業管理的平均水平遠不如硅谷，相比需要時日的精細化管理來說，做一個“技術人力密集型”的企業反而是一件容易事。
正如職場作者“人神共奮”所言，當提高管理水平這一類向企業內部“摳”來的效益，遠遠小于業務拓展、產品戰略等向外部市場“搶”來的效益時，996 就成了是企業“相對理性”的選擇。
一位“打工人”的企業微信年終總結
在市場配置資源的邏輯中，這是一個難以打破鐵律。只不過在發展最快的互聯網行業中，它表現地尤為明顯，甚至在很多時候帶著一絲血腥味道。想要打破它的束縛，“逃離”似乎是一個最直接方便的選擇。說到底，“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
“這是一個用命拼的時代，你可以選擇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選擇安逸帶來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們都可以。”
2020 年 1 月 4 日，拼多多營銷合作供應商員工李某用個人手機在拼多多知乎官方賬號上發布了這樣一條“不代表任何拼多多官方態度”的言論。
雖然拼多多官方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但這位“李某”還是講出了大實話——干不了，就走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