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職場“35 歲焦慮”，也許唯一的方法是比這個瞬息萬變的商業社會跑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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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乙翔第一次看到朋友轉發“35 歲職場焦慮”文章時，出于好奇，點開了閱讀。

畢竟，這看上去與他密切相關——張乙翔今年 34 歲，程序員，每一個指標都喻示著，他應該正面臨著類似的焦慮。

“35 歲職場焦慮”的話題受到越來越多關注，特別在科技圈。自 2017 年，華為傳出“清理 35 歲以上員工”消息以來，各企業關于“勸退 35 歲以上員工”、“招聘限 35 歲以下”的傳聞此起彼伏，在無數傳言和事實下，人人自危。

知乎上，一則詢問“35 歲以上的人都干嘛去了”的問題獲得了近 2000 萬瀏覽量，回答超過 1300 條。

然而，這種焦慮似乎與張乙翔無關。“我看了一兩次就不看了，”他的口氣中，透露出些許不以為然，在他看來，被年齡焦慮所困擾的人，思維和認知還停留在“比較局限的范圍內”，“但我已經不怎么關心這件事了，討論這個問題，對我沒有價值。”

同樣將焦慮感拋之腦后的，還有 39 歲的賀然。

他在諾基亞已工作了 10 年。他承認，與過去可以在企業中養老相比，如今即使是大企業也常常裁員，“沒有什么東西是一成不變的”。但他對此并不擔心，依照他的現狀，即使離開職場，也不會遇到太多經濟壓力。

“你在職場上的每個階段，都要專注想，我現在做的事情有沒有進步、下一步的可能性在哪里。”晨暉創投合伙人曾浩燊這樣總結自己的經歷，“每一步都很充實，還來不及焦慮。”

他們是這個焦慮時代的勝利者，同樣的，他們也代表了這個時代的另一種“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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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焦慮

30 歲時，張乙翔和賀然正在遭遇著職場的第一次焦慮。焦慮的起因不是無路可走，而是對下一步發展的茫然。

彼時張乙翔正在百度擔任程序員，賀然則是華為的一名工程師。盡管 30 歲還不是一個需要擔心因大齡被裁員的年紀，他們卻同時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如果失去眼下這份工作，自己還能做什么?”

2015 年，百度尚未經歷魏則西事件，公司年度凈利潤達到 52 億美元，是前一年的 2 倍有余。

作為所在團隊績效考核的第一名，張乙翔獲得了 18 個月月薪的年終獎，并用這筆獎金支付了人生第一套房產的首付款。這是 30 歲時的張乙翔，妥妥的“贏家范兒”。

如今回想起來，他卻清晰地記得，這亦是他在職場生涯中最為迷茫的一年。或許源于此前數年的“小成功”，他渴望自己擁有更多能力，分析之下，發覺自己只能“輸出技術去換取工資”，除此之外，別無他長。

張乙翔的終極目標是創業。早在他的大學時期，有創業成功的學長回校交流，商業模式、盈利、融資……當學長講出這些名詞時，張乙翔的感覺是“也太酷了吧”。從那時起，創業種子便已在他心中埋下。

但百度程序員張乙翔還不知道“創業”的真正方法。“大公司像一個圍墻，困在里面，程序員僅僅是一個技術”，除此之外，他對于如何成為創始人、如何融資，“認知都是模糊的”。

2015 年，也正是互聯網行業創業高峰的一年，在張乙翔參加的許多聚會中，創業是朋友們掛在嘴邊的話題，聽著一些朋友提出的見解和認知，他自愧不如，甚至暗暗生出了些許自卑。

焦慮感驅使著張乙翔離開百度，時隔不久，一家互聯網創業公司向他發出邀約，提供了技術管理的崗位，帶著躍躍欲試的心情，他果斷開始了新的生活。

在三年時間里，他從技術出發，逐漸接觸了產品運營、項目發展、商業模式，不僅對公司運作形成了概念，也對立項、拉新、變現等概念有了實踐經驗。

在 2018 年底，當他離開這家公司時，他拿到了來自一位朋友的百萬種子輪融資，以及來自多家公司年薪百萬的技術高管 Offer。

但由于創業環境整體遇冷，猶豫再三，張乙翔暫時選擇擔任一家公司的技術高管，不過，他尚未放下自己的創業夢，“常常會想起來那筆放棄的種子輪，每次都會覺得遺憾，”張乙翔笑笑，“現在的規劃，大概三年后會再選擇創業吧。公司不太可能裁掉我，但我有時還會想想，裁掉也不錯，沒有退路，就會義無反顧地去創業了。”

他從未后悔過離開百度，無論是離開的當時，還是數年后的今天，正如他所說，于他而言，此前，他只知在“圍城”中埋頭苦干，只有打開城門走出去，才能擁有此后的種種經驗。

提前焦慮的人，已經提前為“中年危機”做好了準備。

賀然在 30 歲時離開了華為，與張乙翔不同，他離開的原因，主要是對華為過于忙碌的生活感到疲憊。

自畢業以來，在中興、華為分別工作三年，初出茅廬的工作熱情，已經逐漸被消磨。

還在中興時，他曾和同事一起趕工一個項目，連續加班一年有余，在臨近完成時，卻由于某些原因，項目被砍，一番努力瞬間付之東流。

多年之后，賀然回顧這段經歷時承認，這無非是職場十分平常的一件事，市場需求變化、公司戰略轉向，都會導致類似事件，但在當時，對于年輕、相信“奉獻給公司”的賀然，卻是一次重大打擊，自此之后，工作在他心中的地位，慢慢下滑。

“人會對自己有一個評估，如果你是熱愛技術、熱愛工作的人，你可以把所有精力放在鉆研技術上，在中年時成為一個技術專家，這是立身之本，我有認識這樣的人，”賀然感慨，“但我可以確定自己不想走這條路，所以，我需要找到一個自己的方向。”

離開華為后，賀然換到加班較少的諾基亞工作，除了日常工作，其余精力則一股腦扎入了投資，看書、看財經新聞、請教懂行之人，不一而足。

在 2015、2016 兩年，諾基亞先后兩次大裁員，公司內人心動蕩，許多同事離職，正值 35 歲的賀然也遇到了迄今為止最大的一次職業危機：是去互聯網行業另尋出路，還是全部依賴于投資?“按今天的定義看，那的確是一次中年危機，也是我最焦慮的時候，”他承認。

不過，賀然最終選擇了“以不變應萬變”，先留下來繼續工作，加緊研究自己的投資策略。“大概在兩年前，我基本能夠確定，現在的投資方法是可以跑通的。”他并未講述過多投資涉及的具體內容。

不過，從賺取第一桶金至今，他已經擁有了一套“覆蓋高風險、低風險等不同層面，達到穩定且可持續回報預期”的投資組合，來自這一部分的收入，已經超過了主業的薪水。

在諾基亞的工作仍是他物質及心態上的一種保障，但賀然認為，即使現在離職，憑借投資所得，也足夠他與家庭度過一段緩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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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及想年齡問題

有些人的焦慮感提前到來，也有些人，從未在意這種焦慮。

“前幾個月和一位正在求職的朋友聊天，才知道，原來 40 多歲在職場上不太好找工作，”劉希夷感慨。

對于正在一家知名投資機構擔任總監的她來說，在過往 20 多年的職場生涯中，并未感受過年齡帶來的焦慮。

“把所有精力都用來思考，當下如何進步、下一步怎么做，來不及去焦慮年齡的問題。”有著同樣感受的曾浩燊這樣解釋。

在許多人眼中，劉希夷和曾浩燊都是典型的職場精英，一路高開高走，每個職位都令人欣羨;而從他們的角度看，正是因為從不敢在任何一段工作中懈怠，才為自己鋪就了這樣的職業生涯。

剛入職場的頭幾年，曾浩燊每天早起洗澡時，都會詢問自己，“你有沒有動力去上班?在工作中你得到了什么?”

他解釋說，“每個人都只有一次 26 歲、一次 28 歲，如果你不能保持進步，那就是在浪費時間。”那時的他，一周可以工作7天，忙起來，總工時達到 120 小時。

28 歲時，曾浩燊已經是一家美國大型半導體公司的中層管理者，帶領著百余人的工程師團隊，而他的直屬老板，則是一位年近 50 歲的美國人。

曾浩燊似乎看到了自己在公司的天花板，他詢問自己，“還要等幾年?這是我想要的嗎?”

他決定回國創業。“第一次轉型，一定是痛苦的”。起初，環境、平臺和角色的轉換，使曾浩燊產生了巨大的落差感。

他記得，到上海不久，他為新團隊找辦公區域，依照過往的工作習慣，曾浩燊找到了此前熟識的供應商詢問價格，“5000 塊錢一個工位?!”他對價格感到震驚，“大公司來往的供應商大都偏貴，但我當時卻沒有這樣的認知。”

熟識的合作伙伴顯得更為冷淡。為了談成一筆生意，他與之前的一位客戶約定了日期見面，但當他專程從上海飛到深圳，再轉乘大巴抵達時，對方卻抱歉地告知，當天出差在外，只能再約時間。

創業的第二年，曾浩燊接到一個客戶的電話，“對不起啊，我們今年預算很難看，可能沒辦法給你付款了，要不你的項目先停一停?”當時，為這家公司打造的產品已經進行了半年。

回憶起這段往事時，曾浩燊已經釋懷，“都是接觸很久的朋友，人家也是真沒錢了，不是故意要害你。”

數年后，他轉行成為投資人，這些經歷反而成為他與被投企業交流的經驗，“我常常和一些創業者說，一筆投資、一筆簽單，即使對方的意向再強，在最后的決策中，意向的影響程度也只占 10%，要做好心理準備。”

在曾浩燊迄今為止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有兩個重要的“七年”。第一個七年，曾浩燊完成了從基層工程師向管理層的轉變。

從 29 歲到 36 歲的第二個七年，他先后創立了三家公司，成為一個創業者，其中第一家公司已經以“還不錯”的價格出售給了一家外企。

創業的第七年，曾浩燊遇到了晨暉創投創始人肖文彬，時至國內半導體產業復蘇，肖文彬想尋找一位熟悉這一領域的合伙人，曾浩燊扎實的技術背景和創業經歷完美吻合了他的需求。最終曾浩燊又有了新的身份——晨暉創投的一名合伙人。

“我沒有意識過年齡的問題，可能是我一直走得很快，”曾浩燊想了想，“如果我 36 歲還在做工程師、或者 40 歲才第一次創業，那我可能會有這樣的擔心，但我一直處在定目標、完成目標的循環中，就不會去考慮這個問題。”

巧合的是，劉希夷的職場角色轉換也是以七年為周期，7 年記者、7 年科技項目經理，此后，她轉為擔任一家知名公司的總監。

和曾浩燊一樣，不斷轉換角色，使她始終處于學習和創新的環境下，來不及思考所謂的中年危機。

從記者身份轉化為項目經理時，很多領域都是陌生的，她曾為了一個項目，一口氣買下 20 多本專業書，四處找人咨詢，在不足 3 個月的時間內學完，成功推動項目完成。

劉希夷今年 45 歲，按她的規劃，自己的職場生涯至少還將持續 10 年，“希望能把履歷、成就都再抬高一個層級”。

如今，她正面臨著更多需要學習的內容，“一方面是公司四大業務板塊的內容都在不斷更新，要隨時能跟上，同時，我也想掌握更多戰略層面的知識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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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輕松的職場

還在美國時，曾浩燊身邊有許多年長的工程師。在他當時所供職的公司中，如果沒有極強的進取心，工程師是一個可以做到退休的職位，并且隨著技術能力增加，待遇也并不低于管理層。

但這不是中國職場的現狀。無論曾浩燊還是劉希夷，都同樣意識到，其實在一些基礎崗位的招募上，年輕人會更受歡迎。

“不是說只看年齡，但比如去接觸一些新領域，年輕人的確精力更好，學習的速度也更快，”劉希夷承認。

賀然記得，剛剛步入社會時，各行業工作的迭代速度相對緩慢，一些大企業中，“一做就是一輩子”，如今，這種生活已經一去不復返。

無論是曾浩燊、賀然或是劉希夷，他們之所以與“35 歲焦慮”無緣，都源于多年以來，對自己發展規劃的不斷探索和嘗試。

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早期都曾有過在行業排名 TOP3 大公司的工作經驗，或學習到更精尖的技術、或積累了系統的工作模式。

但在 30 歲出頭的年紀，大部分人選擇了離開，在不同領域或不同業態的公司，繼續嘗試著新的發展。

在他們當中，尚無一人甘愿進入所謂的中年疲憊期。

“從工作開始，給自己不斷設立目標，也設定期限，盡力在期限內完成，一旦達到目標，不要過于留戀，快速向下一個目標進軍，”在與一些年輕人的交流中，曾浩燊常常給出這樣的建議，“如果實在迷茫，就像我當年一樣，每天洗澡時，反思下自己是否有動力、是否在進步。”

對于那種畢業后追求穩定，直到遭遇困境才感到危機的狀態，他形容為“溫水煮青蛙”——“不要在同一個狀態下停留太久，”他這樣總結。

最近三年，他正在適應著投資人的新角色，“以前是親力親為，自己上考場，現在好像是送兒子上考場”，他這樣比喻心態的轉變，他希望能給予創業者足夠的指導，又唯恐顯得太強勢，努力在這之間找到一種平衡。

賀然則不斷嘗試著新的投資品類，兩年前，他選擇投資了一家民宿，“涉及衣食住行的投資，風險較低”，民宿開在市區的一處景區旁，招募了專業團隊負責運營，目前“在各處開銷之外，已經可以有結余”，不出意外，最近一段時間，他還會增加一些新的投資。

對于女性職場人，家庭總是避不開的話題。懷孕近 5 個月時，劉希夷踏入了在職研究生的全國統考考場，孩子出生不足四個月，她又報名了新東方的一萬單詞班，為即將到來的研究生英語考試做準備。

這份努力為她換來了國內 TOP2 高校研究生的一紙文憑，“很難說，在絕對意義上，這究竟對我的職業生涯有哪些幫助，不過，可能沒有這個學歷，我也無法進入之后的那家大型科技公司。”劉希夷說。

曾擔任外企高管的童海琳，則由于第二個孩子的出生，不得不在接近 40 歲時，告別了十幾年的職場生涯，暫時回歸家庭。

她不愿放棄工作，辭職僅一個月，便著手研究小型的創業項目，在三年內考出了中醫營養師、艾灸師、芳療康復理療師，小兒推拿師等各類大健康產業的專業證書，照顧孩子的同時，開辦了一家中醫艾灸工作室。

“我曾經設想過，如果一直沒有離開最早供職的那家外企，會不會一直很穩定，也可以照顧家庭，”童海琳回憶說，那是一家相當穩定的外資公司，在細分市場中有著絕對的壟斷地位，她曾在那里工作了近 7 年，在 32 歲時，因為不愿在公司繼續“養老”，她選擇了離開。

仔細思慮后，她依然不后悔當年的選擇，“年輕時需要一點挑戰，太過穩定的養老性職業，會讓年輕的自己失去斗志，從而也失去了在職場中的競爭力。”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商業社會中，也許唯一能夠擺脫“中年職場危機”的方法，是比這個社會變化的速度，奔跑得更快。

“如果說我真的有什么遺憾，那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在更短的時間里，做更多的事情。”曾浩燊笑道，“比如，我職業的第一個積累期用了 7 年，再給我一次機會，我希望這個時間是 3 年。”

曾浩淼在微信上分享了一張圖片，上面印著愛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什么是瘋子?就是一遍又一遍做著同樣的事情，而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

“這是我特別喜歡的名言，”他說，希望把這句話送給那些焦慮但不敢改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