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互聯網經濟的蓬勃發展帶給人們衣食住行諸多便利，但同時廣大消費者也苦“大數據殺熟”久矣。到目前為止，“大數據殺熟”并沒有明確的法律界定，還僅停留在學術研究和大眾口口相傳的商業概念里。不過，即便無法從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對“大數據殺熟”進行普適性解決，卻并不影響個別案件在現有法律框架下給出對消費者有利的結果。

現今所說的“大數據殺熟”，一般是指互聯網商家利用大數據技術，通過算法分析處理收集到的用戶信息并作出數據畫像，對價格不敏感者特別是熟客施行同物不同價的“價格歧視”政策，以此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需要承認的是，這種價格策略在經濟學教科書上沒有任何不妥，畢竟不同消費者對相同的商品和服務有著不同的需求彈性，不過卻在實際中彰顯出商家在主觀上具有欺詐的直接故意，在客觀上造成了消費者的財產損失，兩者具有因果關系。依據《民法典》相關內容，這都是明確的欺詐行為，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公平交易權等一系列合法權益。

事實上，不僅是胡女士，包括此前手機越貴打車價格越高，以及近期某平臺預訂酒店高溢價房等事件，都可納入相應的法律分析框架：商家沒有按照誠實信用原則以及相關法律規定，履行對交易中特定事實的告知義務，同時以VIP等熟客標簽來故意強化其對價格判斷的錯誤認識，誘導其作出意思表示。這種利用熟人間信任來攫取額外利益的行為，一方面是對契約精神的蔑視，違反了商業倫理道德，另一方面也存在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可能。

跳出法律維度，還應該看到“大數據殺熟”行為對互聯網經濟長遠發展造成的傷害。我們所生活的時代并非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陌生人社會”，互聯網的出現正在逐步降低互不信任造成的高昂社會運行成本。回顧近年來“大數據殺熟”新聞的爆出，無不在輿論場上迅速傳播發酵，引發消費者群體對涉事企業的信任危機，還降低了整個社會對線上經濟以及企業家群體的信任。這種為追求利潤而不擇手段的個別企業文化，導致了市場上所有主體陷入困境，不再關注產品和服務的改進創新，而是依賴于資本優勢、市場地位去攫取制度欠缺和規則漏洞帶來的超額利潤。這種傷害，會嚴重影響市場經濟效率，導致社會資源浪費，也讓技術本身的進步發展蒙上陰影。

“大數據殺熟”的治理，也帶給我們對于科技進步與社會發展關系的思考。技術本身是中立的工具，但技術的應用則承載著價值，我們不能讓“技術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轉而成了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大數據殺熟”是一個很明顯的技術與規則較力的例子，我們在享受先進技術帶來的優越生活同時，卻發現技術應用與生活愿景之間出現了偏差。這種偏差，要求治理者除了保持對技術的敏感與關注，及時做好事后治理、補齊事前預防和事中監督的機制體系外，還要努力培養好的商業文化和商業倫理，去對抗利益至上的資本沖動。